《张爱玲传》：作别上海
亲爱的书友，本次我们共读的是《张爱玲传》第7部分的内容：作别上海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即将到来，人们都这样想，该怎么办呢？却谁都不知道。
张爱玲也在等待中，虽然等待是这样无着落的烦心，虽然不是没有离开这烦心地的机会。但是，她喜欢上海，更愿意留在这里，这个与她生命最熨贴的地方。
外面的世界，已发生了排山倒海的变化，爱玲和姑姑一贯的舒适惬意，还没有沧海成桑田。
在这样宽松自如的环境中，爱玲心中的一丝隐忧逐渐被拨开了，出于作家的本能，她想拿起笔来写一点东西，她想记录下自己眼中的历史真实。
爱玲在写、不写、写什么之间尴尬着。在尴尬疑惑矛盾不安中，她还是提笔写了，社会上喜气洋洋的气氛感染到她。
张爱玲一生只用过一个笔名，这个笔名就是她在《亦报》上连载《十八春》时所用的笔名：梁京。《十八春》于1950年3月25日至1951年2月11日在一报上连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爱玲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颇有投石探路的意味。
《十八春》走进文学大世界的时候，当时的背景中多的是类似揭露社会弊病的作品。一个大作家参透人心与人生的功力绝非人人可企及，曼桢的悲剧深深第地牵动着读者的感情，引起了许多令爱玲也始料不及的逸闻。
张爱玲不同于左翼作家的地方就在于，她笔下的人物不那么全然可用理性去分析，她们有不可琢磨的小性子，在故事一层层地进展中，往往一瞬间微妙的心理成了所有悲剧的导因。
正是因为有了类似的心理暗示和人性挖掘，人物的丰满程度就绝非单纯的社会问题小说可比。
之所以有这点，又因为爱玲参透了人性，爽直明了、又迂回曲折的把它表达出来，就像在现实中自立切实的心境。
张爱玲将这彻悟之心化到作品中，增添了社会问题小说在人性深度上的感染力。凭借着他人难以比肩的功力积累，张爱玲的《十八春》，赢得了读者的热烈欢迎。
接下来是新中国成立后，张爱玲的第2部小说《小艾》，亦是她在成名地上海的收梢之作。
小艾是个喜剧，是个大喜剧，这使得张爱玲仿佛是个乐观主义者了。可她终究不是，她真想要那样单纯简单的快乐，可她对于人生的领悟，注定她永远是个悲观主义者。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她悲悯地看待着周围纷纭的是人事，是因为深深的懂得这人生欢乐背后永恒的悲剧因素，因为懂得深透，所以不肯轻易迁就。
时代在变，生命中有一些欢乐再不能畅快地来到她这里，比如她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摆出的衣不惊人死不休的执拗姿态。
对于张爱玲而言，衣服恐怕永远不只是人体轮廓的烘云托月而已，衣服亦有颠沛沦落的寄托，也有生命状态的机遇。张爱玲之于衣服的牵牵挂挂，非一往情深一句了得。
还是她自己的概括最精辟，“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或者说，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背景中，张爱玲这个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确实可算是位奇装异服的奇女子。
精神上张爱玲始终是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现实里张爱玲始终徘徊在新中国的门槛外，政府一直没有给她安排工作。
张爱玲离开上海最直接的动因，是她在抗战期间辉煌的声名。确实如此，临行前她仿佛已听到政治风暴来临前咻咻的鼻息声，所以与姑姑约好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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