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不识字，在十七岁去东北当兵的时候，跟他们的班长学会了自己的名字。但是父亲的心算能力极好，买化肥啦，收入支出啦，他蹲在地上，一手扶着头，一手拿着一根随便折的草棍，横横竖竖地划拉一会儿，结果就出来了。而且很少出错。他和母亲的口算心算能力，让对数字头大的我很是崇拜。
父亲的脾气不好，应该说很是暴躁。尤其是在和母亲的相处中，两个人的脾气好像是天生犯冲，自我记事以来，从来没有见过两个人能平和说话半天的。一年当中，家里唯一听不到争吵咒骂声，就是大年那几天。为了准备过年的吃食，父亲会脾气平和地配合着母亲去劈柴，烧锅，看着母亲在锅前灶后忙碌，看着一锅锅的炸丸子，蒸馍热气腾腾地端出来，父亲的笑意就溢了出来。
过年的时候，父亲会买几个猪蹄洗净放在钢精锅内，端上煤球炉，烀上半天。到了晚上的时候，把炖烂了的猪蹄捞出来拆开，浓稠的肉汤里放上几根辣椒半根大葱，调味后热热的盛一碗，泡上小块的馍，又辣又热的汤泡馍，父亲能吃两碗。再啃上半个猪蹄，对于父亲来说，就是一个很丰盛的年了。
父亲对我们几个孩子很是温和。冬天无农事，父亲就喜欢坐在阳光灿烂的院子里，拿出秋天割回来的藤条开始编筐子。他的技术不好，筐子的底部倒是很圆，但是向上编制的时候，总会有一侧是松松垮垮向外歪着的。等他全部编好后，一个一侧正常弧度，一侧外歪的筐子就出现了。他的编筐技术遭到母亲极大的鄙视和不满。后来竹编筐子到处售卖后，父亲的编筐技术就彻底搁置了。
我和妹妹小的时候，家里的温饱已经满足，父亲对我们多了许多耐心和温柔。冬天农闲时候，有时候他就坐在缝制锅盖的母亲身边，用小哥的作业本给我们做折扇，或者用上一年剩下了的红纸给我们做灯笼。也会跟母亲，我和小妹一起玩纸牌。他不会玩其他的，就会一种“捉老鳖”的纸牌游戏，每次不是他输就是小妹输。每次输了就呵呵一笑。
北方的冬天干燥寒冷，父亲就喜欢靠在墙边晒太阳。我很小的时候，现在猜测大概三四岁的样子，第一次跟着父亲去赶集。小小的手紧紧地抓着父亲的两根手指头，跟着他去赶集。赶上人多的时候，他就把我放在背后背着。高高的位置上看到黑压压的人头如流，那是和母亲在一起截然不同的感觉，兴奋极了。买好东西，他给我买了两个米团儿后，带着我到一个土屋前，他半靠在土屋前晒着太阳，和一溜儿的熟人打过招呼后一边闲聊一边吸着卷着的烟叶，我靠着他吃着黏乎乎甜滋滋的米团儿，晒着暖洋洋的日头，看着父亲的烟卷青烟袅袅，听着大人听不懂的话，后来怎么回去的都忘记了。
和重男轻女的二叔他们不同，父亲对六个子女一视同仁，都很疼爱。只是早年条件不好，大姐只上了半个月的学就回来带年幼的小哥了。因为大姐没有上学，吃过的苦最多，父母对大姐一直有种弥补不了的亏欠感。现在说起来，父亲仍是满怀愧疚，觉得没有让大姐上学，是最大的错误。
父亲自己没有读书，在心里对读书充满了崇拜。即使他和母亲争吵再多，晚上母亲讲起书中的精彩故事，他都会安静地听。母亲对豫剧的热爱更是得到他的大力支持。不管是每年集上固定的清明戏，还是其他庄上红白喜事的请戏，只要是不忙，他都会带着母亲去听。早年听收音机，后来看电视，只要有豫剧节目，他会改到那个唱戏的台，让母亲听。
母亲到了晚年后，脾气愈发的不好。父亲的暴脾气反而有了收敛，偶尔受不了母亲的唠叨后才会吵吵几句。
那天晚上母亲发病后，八十八岁的老父亲，用三轮车把母亲送到了镇卫生院。可惜乡镇卫生院的工作人员不负责任，耽误了半个多小时。父亲实在是等不得了，又开着三轮车拉着母亲去县医院。县城里新修的道道公路，对于年迈的父亲来说，是很大的挑战，连续走了两次错路后，在十二点多的时候，终于把母亲送进了县医院的急诊科。
各种阴差阳错下，母亲抢救了一天多，于第二天的夜里离开了我们。父亲在母亲回来后，绕着母亲的遗体走了几圈，说：“跟了我六十多年，苦了一辈子，受累啦。”这是他对母亲第一次说的软和话，可惜母亲再也听不到。
在给母亲守灵的时候，父亲坐在旁边，一次又一次看着母亲的脸庞，每次都想伸手摸摸再摸摸。直到最后盖棺了，他沉默地看着，嘴巴动了几下，那些没有说出的话。也许是与母亲最后的告别，也许是对母亲最后的情话。
现在的父亲终于学会了接电话，可是退化的听力让他有心无力，和我们的沟通一下子少了许多。偶尔妹妹在的时候，会在微信上看看他，跟他说几句话。每次他都会问我，你暑假回不回来呀？日子过得下去吗？早点回来吧，冰箱里有好吃的，我都放着哩！
父亲以前喜欢看新闻和天气预报。现在对新闻也不怎么热衷了，唯一的坚持就是晚上七点半的天气预报。他几乎紧贴着坐在电视机前，紧紧地盯着电视，侧耳听着电视里的播报声。郑州如何，广州如何，海口如何。往往听完这三个地方，他就会关上电视机回去睡觉。遥远的广东和海南，他再也去不了了。可是，那里的天气，居住在那里的子女，仍然是他最深的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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