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秋天，我接受了一个朋友的邀请，兼职到北京**公共关系公司，担任代理总经理一职。
担任公关公司经理以后，业务很快展开，我们很快通过外企服务公司，承接了一个国内著名酒业公司在北京人大会堂的组织工作，同时成为一家浙江文具公司在北京的代理。
这两个业务，在当时利润不高，但对于我们这家小公司而言，能够保持一定的现金流，后方就可以稳定，我把主要精力用于新业务的探讨和挖掘中。
从学院再次出来，我发现这个世界真是变化太快了。
我试图把调查所《全国人民看北京》这个题材，按照我以前设想的思路，继续深度挖掘一下比如《外国人眼里的北京》、《北京人眼里的老外》等，但发现，我采取的题材背景法（嵌入）的赞助方式，基本行不通了。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是不可能自己掏钱，去拍这种电视纪录片的，而那时候电视台的广告费用，也不会给我用于拍这种片子。
这时候，北京满大街都有人拿着各种介绍信、批文等，巧立各种名目，去一些效益比较好的单位拉赞助。按照北京人的说法，这种事情已经臭满街了。
这次我是从北京旅游局和北京电视台开始，并且得到了两家单位的协助和支持，甚至旅游局还给我配备了汽车、二哥大（二哥大，是一种类似步话机那样的移动电话机，是北京旅游局管理人员当时的一种专配）。
我的入手点不是中国公司，而是驻北京的外国公司，在和不少于10家外国公司驻京代表接触并做了一些探讨以后，我发现，这条路很难走通。
我担任的是公共关系公司的经理，虽然我有过公共关系课程的教学经历，但如果把教科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实践，我觉得自己还有太多欠缺，虽然那时候北京不会有超过5家公共关系公司，但自己在公共关系实践中的能力，还是不够，也不具备相关的客户知识和体验，所以这方面的工作，确实不知道如何进一步展开。
在1990年代初，下海创业，如果没有适合的项目，很可能就像无头的苍蝇，到处乱碰乱撞，我当时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每天的事情不少，但大多数都是不靠谱的事情，我也希望能在一大堆不靠谱的事情当中，挖掘出靠谱的信息，但确实不容易。
不过作为一种社会集体记忆，还是有一些趣事的。
我结识了时任中国**进出口总公司的几个业务经理，其中有两个哥们，叫阿辉和阿健。那时候国家进出口贸易权，全部掌握在国家指定的进出口公司这里，而国内公司如果需要进出口贸易，是需要通过这些进出口公司做代理的。
阿辉和阿健都是北京地面长大的，我们年龄差不多，很是处得来。
在贸易询单中，我和一家美国公司联系上，对方提出计划在国内选择一家服装加工企业，代理加工10万条毛涤西裤，根据对方提出的各种要件，我认为这个项目请阿辉和阿健他们这家公司做进出口代理商，最理想。
这是一件为国家创汇的好事（那时候国家急需外汇），而且对方的要件完全可以满足，价格也很宽松。我请阿辉和阿健他们按照基本的外贸程序完成必要的手续以后，正准备和国内某国有服装加工企业签订加工协议，这时候突然有人把一个在北京做个体商的温州人小温介绍给我。
小温约四十岁，外表憨厚老实，看上去不是那种精明的南方人。
小温给我的报价是这家国营服装企业报价的二分之一，而且承诺出货的时间更快，这让我们很是吃惊。
于是我们答应小温，一起去他在北京的“工厂”看看。
其实就是南城的“浙江村”，八十年代初开始，以浙江温州人为主的外地人，陆续来到南苑乡的时村、果园村一带，租住当地居民和农民房屋，在京城经商，从而形成较固定的活动区域。
经过考察发现，别看“浙江村”外表是脏乱差，但是这些浙江人的小小服装加工作坊，却很是讲究，而且“村”里人很团结，听说是正规渠道的出口贸易单，都表示会全力以赴，把产品做好，让外商满意。
小温深谙什么是灰色地带，事前就和我商量，灰色对他们“浙江村”就是白色，亮色，无需任何担心。
阿辉和阿健也被浙江人这种吃苦耐劳、讲究效率、在异乡的团结劲给打动了。
我不知道最后小温是怎么说服的阿辉和阿健，总之，这个单子就真的交给小温这些浙江人做了，为了完善手续，小温又跑到延庆八达岭一带，用不多的资金建立了一个服装加工企业。
北京人当时习惯管浙江人叫“浙皮子”，虽然不好听，但人家浙江人，早期的创业，就是在北京人的眼皮子底下，用质量、价格和速度，把这些订单“抢走”，这种“皮”劲，你不服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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