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想当什么时候吃体制内饭的人过于吃香的时候，什么时候就应该到了收入分配就要适当的加以调节时候了。
讲过小故事，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初，我的三姨父在武钢当工人的哥哥回安丰公社出口洲大队探亲了，我的三姨给她的伯爷子买猪筒骨买到我们豆港商店了，姨说他特别爱吃这东西，她买遍了全公社，他特别有钱。一个国营大企业的工人就特别有钱，我们队里有二个当国干部的一个当国家教师的，他们的家里大过年没有不杀年猪的，可是我们普通农民家里过年能买回十来斤猪肉过年就不错了。那个时候在外面搞工作的真吃香呀，七三年我高中毕业回到队里务农，听说县里黄山头采石场要在我们大队招一名采石工，是吃县里的统筹粮（不是国家商品粮），工作还很危险，我都想去，我父亲摸黑走夜路找大队干部说情，结果我还是没去成。那个时候的农民真苦，吃公家饭的人真吃香，所以那个时候的收入分配是以农补工的国策。
现在好了，农村种粮种棉种油国家给补贴，采用的是以工补农的国策。
不过，现在有一种迹象，它发生在城市，就是吃体制内饭的人很吃香，大学毕业生报考公务员的人越来越多，天下第一考是越来越难了，这就是在城市里企业打工收入大大赶不上在体制内的了。在我们湘北小县城，没有好多企业，大家尽是做小生意的，这些人收入难挣。这个现象如果不有所逆转，过不了多少年，体制内的人员就会有我的三姨父在武钢当工人回乡的那种荣耀，一个国营大厂的工人回乡探亲都是荣归故里，那是多么可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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