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导向的一点思考

德才兼备是我们党选才用人的历史传统和一贯标准，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一直以来所倡导的一个用人标准。早在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党的十八以后，习主席鲜明提出了好干部的五条标准，将德与才的标准进一步细化实化具体化。党的历代领导人也对德才兼备用人导向进行了不同侧面的论述。

关于德与才之间关系，最为经典的分析，当属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论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这句话有很多翻版，也都没超出司马公的意思。细分开来，在德与才的摆位上，儒家更加重视“德”，强调“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法家看重“才”，“不拘一格降人才”，鸡鸣狗盗都能用。历代帝王将相更多的是形儒实法，移德作忠，将德的标准异化为对王权和皇帝的忠诚，顺我者“好”逆我者“坏”。所以，自秦汉以降，在选人用人上不断强化忠诚与听话的导向，“天地之大德曰忠”。只是将先圣先贤关于依道而行、忠于道义的思想，偷换为忠君、忠于一家一姓的王朝。士大夫的头颅在这样的“先自愚而后愚人”的恶性循环中，越低越下，直到大清王朝“文正公”曹振镛“多磕头少说话”的奴才哲学横空出世，终于把“德”变成了“缺德”。

历史照进现实，过去预警未来。在选人用人的过程中，有一个质变与量变的悖论。用人的导向正、用人的风气好，需要不断地发现好、培养好、使用好各类人才，这样的努力无穷无尽，而且不论怎么努力都不能达到百分之百满意。所以，好风气的变化是无休无止的量变，只有更好没有最好。但反过来，用人风气的坏却是“0”和“1”的质变，不管你用了多少好人，只要用了一个坏人，那就不能说导向正、风气好。比如用了100个人，其中99个好人，1个坏人，概率不是99%，而是不合格。一个坏人得到重用，就会让无数个好人心寒，也会让其他人看到一种向坏的示范。选人用人的导向作为风气建设的风向标，一旦偏离了哪怕一点点，也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造成上述悖论的原因，是德与才的属性完全不同，“德”是质变，“才”是量变。“德”的考察上，只有合格和不合格，并不会有比较好的德、不太好的德，比较坏的德、不太坏的德，只存在“有德”与“缺德”。道德上一旦失守，哪怕一点点，也是那一串零前面的那个“1”，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道德上有瑕疵与不讲道德并没有太大区别。而“才”的考察，应是量变的标准，大才、中才、小才，还有偏才，不一而足，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人人皆有用武之地。所以，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不能拼命在质变的量上吹毛求疵，更不能在量变的质上不求甚解。很多时候，我们用人还是难以脱离帝王将相那一套，将“德”异化为“圈子”，一定要分清内外、辨明左右、考虑利害，一定要搞清楚这个人可不可靠、听不听话。这样的“德”当然是量变，也就是与用人者关系的远近距离，当然是量化的。而本来应该条分缕析的“才”，却往往大而化之，出现了“一个岗位什么人都能干”“一个人什么岗位都想去”的尴尬局面。这样，让水利专家当市长，让财务干部盖房子也就见怪不怪了。

搞清楚了德与才的不同属性，再来看选人用人也就很清晰了。“德”是质变，所以是底线，不能突破，突破了就会“黄钟弃毁，瓦釜雷鸣”；“才”是量变，所以是导向，不能不注重，注重了就会“见贤思齐，蔚然成风”。一个人只要不违反宪法法律，不违反规矩规范，不违反公德私德，在德上就可以定为合格，就满足了“以德为先”的前提。接下来就要在才上去考察去分辨去探求，不同类型的才能放到不同类型的岗位、不同大小的才能放到不同大小的岗位，让才与位相得益彰。

而德的考察与其说重在被考察者，倒不如说重在考察者。“德”的标准在每个有用人话语权的领导心里，有良知的领导不会放弃一个人才，没底线的领导不会放过一分利益。重是非时风气就好，分利害时风气就坏。大家心里都清楚，就是不说而已，如那童话里的乌鸦，怕说出话来，嘴里含着的肉会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