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最终做了大明的亡国之君，除了他的前任几代皇帝昏庸无能，疏于治理，导致如毛泽东所说的问题“成了堆”, “积重难返”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崇祯自身的举措失当，治国策略严重失误。
图片崇祯帝朱由检
失误之四：加征赋税，官逼民反
崇祯上台之初，尚知道要整顿经济、笼络民心，必须减少一些剥削。他是想缓和一点阶级矛盾，并要官吏少搞一点政权外的压榨。
崇祯初期还对不少地方免新旧辽饷，赈济一些百姓。同时，对待农民起义军他还这样说：“寇亦我赤子也，可抚抚之。”
然而，好景不长。崇祯三年十二月，“先是户部尚书毕自严，以度大绌，复列十二事，曰：‘增关税，捐公费，鬻生祠，酌市税，汰冗役，核虚冒，加抵赎，班军折银，吏胥纳班，括河滨滩荡之租，核京东水田之赋，开殿工冠带之例。’上悉允行，而兵食犹不足。至是兵部尚书梁廷栋复言：‘今日闾左虽穷，然不穷于辽饷。一岁之中，阴为加派者不知其数。如朝觐考满、行取推升，少者费五六千金。合海内计之，国家选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数百万。巡抚查盘缉访，馈遗谢荐，多者至二三万金。而曰民穷于辽饷何也？臣考九边额设兵饷，兵不过五十余万，饷不过千五百三十余万，何忧不足？故今日民穷之故，唯在官贪，使贪风一息，即再加派，民亦欢然。’上俞其言下户部协议”。
崇祯赞成这个主张。于是后果就是毕自严奉承梁廷栋的意思，即言：“今日之策，无逾加赋，请亩加九厘之外，再增三厘。”于是，“增百六十五万有奇，合旧所增，凡六百八十余万，天下益耗矣”。这样，贪风并未解决，而加派却实行了。
在摆脱财政困境的问题上，崇祯采取了加重劳动人民的负担的办法来解决。崇祯的这种态度，使得一些大臣就只想取悦崇祯，不管生灵涂炭。
随着内忧外患加剧，军费开支加大。崇祯并没有将其库存银两支出作为军费，而是又加征“剿饷”与“练饷”，名之曰“暂累吾民一年”，实则视为常税。
正如后来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所指出的：“前朝弊政，莫如加派，辽饷外又有剿饷、练饷，数倍正供。远者二十年，近者十余载，天下嗷嗷，朝不及夕。”
崇祯帝的这一举动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迎闯王，不纳粮”形成鲜明对照。在灾荒频仍、人民无以聊生的情况下，崇祯加派三饷，只能是把农民逼上反抗之路。其结果是，非但不能镇压农民起义，反而壮大了起义力量，加速了自己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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