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最终做了大明的亡国之君,除了他的前任几代皇帝昏庸无能,疏于治理,导致如毛泽东所说的问题“成了堆”, “积重难返”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崇祯自身的举措失当,治国策略严重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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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误之一:急于求治,百官失措
崇祯皇帝在励精图治的同时,也犯了急于求治的错误,欲速则不达,致使奋然有为走向了它的反面。
即位几个月后,崇祯见政局不见起色,几乎看谁都不得力,看谁都不顺眼。结果,走马灯似的撤换大臣,或因小过罪人而大开杀戒。
粗略统计崇祯在位17年,任命过50位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副相),平均每任命三人副国级干部。可见,他用人轻率之一斑。
被他杀戮的相当于首辅的内阁大学士2人,他直接下令杀死的总督7人、巡抚11人,被迫自杀的1人。被他利用特务手段抓进监狱里关押、殴打、间接逼死、自杀或判刑、流放的巡抚和尚书、侍郎10余人,共计31人占近2/3。
公元1641年,即朱由检当国14年后,被关押在大牢里的三品以上的官员145人。这个数字见于官方史料,当时崇祯朝举国上下三品以上的文官不到1000人。
正是由于崇祯急于求治,使文武百官无所措其手足。“上求治颇急,召对群臣,多不称旨,每加诮讥,群臣愈惶,谏不能对。”
明代最后一位儒学大师刘宗周在奏疏中说:“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酝酿而为功利;功利不已,转为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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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府推官,明末著名诗人、谏臣、汤显祖三子汤开远也奏道:“皇上急于求治,诸臣救过不给。临御以来,明罚敕法。自小臣以至大臣,与众推举,或自简拨,亡论为故为误,俱褫夺戍配不少贷,甚则下狱拷追。几乎刑乱国用重典矣。”
对此,张岱评云:“先帝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行于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尚有一翻变革,向后思之,讫无一用,不亦枉此十七年之精励哉!”此评可谓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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