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除了李济天生的才学与才华，应与当年对国文下的功夫，以及老先生的教导熏陶分不开的。当然，无论是刘师舜的认知，或是李济的自觉，都是在进入高等科以后的事情，也即由一个十几岁的顽皮少年向成熟阶段过渡的青年时期，正如潘光旦所言：“同学们的年龄大些了，懂事些了，体会到自己毕竟是个中国人，将来要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事，读洋书、到外国，只是为此目的而进行的一个手段；即使专为个人打算，如果对本国东西一窍不通，一张『八行笺』也写得疙里疙瘩，将来在社会上不免到处碰壁，寸步难行。因此，一般认为至少够一块敲门砖的汉文准备是必要的。……后来在高等科，汉文课目的所以获得较多的注意，而在我们出国前后的一两年里，学校的所以特邀梁启超一类的有名人物开些临时选修课，如『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鸟瞰』、『先秦政治思想史』等，以及后来的所以搞起一个『国学研究院』来──都是和这些因素分不开的；而就学校当局来说，主要的动机是想通过这些做法来杜塞外界的批评责难。”
造就中国领袖人才
潘氏的说法自有道理，但校方采取的这些做法，除了“杜塞外界的批评责难”，还有掌校者对时局和中国文化重要性的认识与把握，至少在曹云祥与张彭春之间是有诚意，并愿意采取措施挽救之。正是缘于对国学重要性的认识，才有了曹、张联袂开创一代新风，在清华园创立大学部与国学研究院的伟大时代。
校长曹云祥与教务长张彭春合作之始，张对曹的魄力、学识、改革路数表示佩服。在课程改革中，多数人认为清华学生在校和留学期间，虽勤奋力学，但“几与中国社会隔绝”，“所学又不与中国国际生活相关”，若闭门造车，因而主张应重视中国文化、史地、社会和人民需要等等。曹云祥对这些批评甚为关注，经与课委会委员梅贻琦、余日宣等再三讨论，形成议决案：以后的教育方针，要强调学生应面向世界文化和现代科学，同时应该重视中国文化比重，对新制大学教育则“强调个人创造力和应付中国实际需要的能力，以造就熟悉世界文化和了解中国社会需要的领袖人才。”张彭春对此一设想很是满意，并说：“曹是一位有理想和能力的人，肯不断学习，增长学识，重用人才，敢于从事各种新试验的领导者。”张彭春是称羡美国社会的，但不主张全盘西化，他于一九二三年夏读完《耶鲁评论》一篇论美国大学教育的文章后，表示“中国应创造自己的制度，不能跟着美国走。”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一日，由张彭春主持、梅贻琦等人参加、曹云祥支持的课程委员会改革总纲，经全校教职员会议讨论并表决通过，此项计分五条：
甲，清华希望成一造就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
乙，清华教育分两级：大学各科及高级中等教育。
丙，清华大学毕业期限自三年至六年，高级中学毕业期限三年。
丁，清华大学教育应特别奖励创造学力、个人研究、及应付中国实际状况及需要之能力。
戊，清华高级中等教育之目的，在使将来之领袖人才受广阔的基本训练；其方法在利用教室内外实际生活之动作，使经验近世文化之要领。
赔款停止仍可留美
就在清华校方按这一总纲实施改革之时，一九二四年初，上海美国大学俱乐部“为谋清华学校之改良，曾函致美公使及商务参赞，并派专员在京调查，其所征得之意见，业已见诸中西各报。”然“报告中所论清华之缺点，仅为表面上所显而易见者，并非根本上所应改良之点。”此举使清华师生特别是校长曹云祥大为不快，曹撰文先后在英文《大陆报》及《华北明星》发表，对改良清华之各重大问题予以辩解和重申。提及清华改良之处，曹认为有四大端，曰：“改组董事会；改办大学；审定教育方针及长期预算；提高学生程度及选派优秀人材出洋。”其中特别提到“是故真心爱惜清华者，赞成按所拟十八年计划及预算，逐渐改办永久之大学，而赔款停止后，亦常能每年资送留美学生十名或二十名。自一九四○年起，清华基本金，每年可供一百万元，为大学之经常费，伍拾万元为留学经费，伍拾万元为推广大学临时费。凡愿就远大方面进行者，决不愿将赔款在十七年内用罄，关闭清华，停止派送留学生。盖清华办成大学而在美之留学生，可永远有五十名之谱，则清华不特为有价值之大学，并为中美邦交文化友谊之永久关键矣。”
与此同时，在曹云祥与张彭春主持下，很快制定了《清华大学筹备顾问及其工作报告》，并于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向周诒春、胡适、范源濂、张伯苓、张福运、丁文江等六人发出“顾问聘请书”，聘书内容为曹云祥亲自拟就，并以曹氏名义致聘，内称：“惟是造端伊始，举措至为审慎。夙仰执事教育大家、社会领袖、学界泰斗，嘉言懿行，中外同钦，对于改造清华必有宏猷硕画，敢请先生担任清华大学筹备顾问，对于清华大学教育应取之方针与应有之计划，不吝指导，实为厚幸。清华已往之历史，于全国教育界已不无影响，其将来如何，所关尤巨，此诚全国教育界之问题。谅先生必不辞其劳也。如蒙慨允，当俟拟定会期、地点，再行奉闻。”（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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