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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在历史上，好像一无是处，无用之极。
慢慢，文人从两条路上走了出来。
一种是改行做政客。但以书生的本色来参与政治，大抵没有什么好下场。
像晁错，试图用武力和法令直接削藩，结果招来了七国联合叛乱，还打出了“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
晁错就成了一场政治、军事与权谋斗争的牺牲品。
他死得冤枉，源于他的书生本质，只知忠诚却不知忠须有道，锋芒太露不知迂徐婉转，触人太多不知多结善缘。
为秦始皇统一中国立过大功的李斯，就是因为留着读书人的一丝丝正直和诚实，轻易就中了赵高之计，结果也弄了个全族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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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直接走上帝王位置的李煜，他至死也脱不掉书生的臭脾气。
就是在离开自己的都城时还要作“最是苍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
一种是改行做侠客。
这简直就成了文人的孜孜以求。既做文人，又做侠客，便成了几千年来的人格理想。
远古时代的墨家学派就不必说了，现在一般认为侠即出于墨家。
就是讲究修身养性的儒家，也不乏勇式之人，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路就是好剑之徒，在攻城掠池方面颇有建树。
历代文人中，宋代词人辛弃疾也是一员猛将，组织义军抗金，闯军营擒叛徒如入无人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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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大诗文家皮日休也曾参加过黄巢起义。
其他想做侠客的还有曹植、陶潜、李白、陆游等，其后谭嗣同、秋瑾以及南社的许多诗人都倡侠行侠，甚至以侠自名，以示任侠的决心。
然而，侠客的长剑实在也无法替文人开辟出一片净土，文人的侠客梦最终以无数次的殉难而告破灭。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留传至今，无非就是留下了一个以死酬知己的美名。
由此看来，以文人的天赋去做政客和侠客，实在太危险了！
社会在很大程度上给人规定好了位置，个人的挣扎根本无能为力，文人若要一味正直前行，许多悲剧便因此产生。
因此，在允许的自由度内，选定自己的位置应该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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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文人既然无用，那么选择文人的出路，最安全最太平的，还是干脆做个看客。
每当政治腐败、社会动乱时，文人也可以慷慨激昂，用他们的舌，用他们的笔，群起而批评之，装出殒身不恤的模样。
像唐代诗人贾岛那样，说说“十年磨一剑，霜刀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像大诗人苏轼那样，虽一生也未亲临过战场，但照样可以高唱“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虽不顶事什么屁事，但也壮烈得像模像样。
我们的鲁迅先生就更聪明，干脆把自己的笔说成是“匕首和投枪”，做了个高级的看客，照样也能获得“革命家”、“政治家”的称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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