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
弗朗西斯·福山 著
李婉容 译
远方出版社；199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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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在美国游历期间，观察到许多生意人喜欢介绍自己是基督教徒，目的是建立诚实可信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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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任的概念
社会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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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比较不同文化时，流行的作法是避开价值判断不谈，可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有些伦理习惯显然是构成德性的要素，另一些习惯刚好相反，在该社会中被视为不道德。在构成美德的文化习惯当中，并非全都对社会资本的形成有贡献，有的人靠一己之力就足以创造某类社会资本，可是像相互信任这类社会资本，则只有在社会环境之下才能够生成。尽管如此，包括诚实、可靠、合作、责任感在内的社会德性，却是孕育社会中个体美德的关键元素，这一点就比较少被人讨论到，因此我要借此章来谈谈这个重点。
关于文化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历来讨论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其中大多数又以同一件作品为立论的根源，那就是韦伯于一九○五年出版的《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反对马克思的看法，他主张社会的基本经济力量并没有创造宗教和意识形态等文化产物，实际情况刚好反过来，是文化创造了经济行为的特定形式。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原因绝不止于当时技术条件适当而已，还需有一股“精神”，或某种特定的心灵条件，才能促使技术革新真正产生。这股精神就是清教徒或所谓基督新教基本教义派所带来的，他们圣化此地的活动的奉献精神，强调不须透过传统天主教会的媒介，就可能完成个人灵魂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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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今天，韦伯的作品仍然具有争议性，有些人认为韦伯的假设毫无疑问，理所当然，另一些人则反对这本书里的每一项主张。许多针对基督新教和资本主义所作的实证相关分析都显示和韦伯假设不符的结果，例如信奉天主教的意大利北方在十四、十五世纪已发展出商机蓬勃的城邦，还有信奉喀尔文教义（属于新教）的欧洲移民一直企图在南非发展旺盛的资本主义文化，但是直到二十世纪末叶，这样的理想都还未能实现。
但是另一方面，基督教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很少有学者愿意坚持两者之间没有半点关联，此外，从教义的层次来看，一直到了二十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间，天主教显然还是比基督新教对现代资本主义抱持更深的敌意。许多学者因此保持中立的立场，他们一方面同意韦伯在资本主义和基督新教关系上的论点可能有错，还有韦伯所举证的若干实证资料有误，但在另一方面，根据当代的理论，尽管天主教并没有如韦伯所主张的一样，传下任何限制经济现代化的训示，但是为抗衡基督新教兴起而激发的反宗教改革浪潮，后来的确在那些天主教得胜的国家里扼杀了创新的可能性。
自从韦伯发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以来，许许多多实证研究都已证明其假设的大纲无误，其中最令人感到兴趣的发现，可能来自对于拉丁美洲国家的研究，因为在过去的两、三代中，来自北美的基督新教徒积极在此地传布福音，以致于现在许多传统上信奉天主教的拉丁美洲国家，都拥有为数可观的信仰基督新教人口，仿佛提供了一座实验室，提供学者研究文化变迁所产生的效果。从美国输往拉丁美洲的基督新教主要以五节（Pentecostal）教派为主，社会学家马丁（David Martin）主张，这一波教徒迁徙是基督新教基本教义革新的第三次大浪潮（前两次分别是最早的宗教改革时期发展出来的清教徒教派，以及十八、十九世纪的美以美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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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巴西人口中约有百分之二十是基督新教徒，其中又有一千两百万人以上是福音教派（Evangelicals）。智利的基督新教人口据信占总人口百分之十五到二十，另外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的基督新教徒分别占该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和百分之二十。大多数针对上述题旨所进行的实证社会学研究，包括马丁自己的大规模研究，都证实了韦伯所提的假设，换句话说，拉丁美洲国家这些改信基督新教的人，后来在卫生、储蓄、教育成就、每人平均所得方面，都比以前大幅改善，两者之间显然有明显的关联。
不论对基督新教徒或非基督新教徒而言，“工作伦理”这个名词事实上是不恰当的误称，它综合了后韦伯时代各种文献里经常提到的相关人格特质。假如我们对“工作伦理”的定义是劳动人口普遍早起工作，加上劳心或劳力的工作时数很长，那么这种工作伦理本身根本还不足以创造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世界。十五世纪一个典型的中国农人，可能比现在底特律或名古屋工厂生产线的作业员工作得更辛苦，劳动时间也更长，但是农人的生产力万万不能及于现代的工人，因为现代财富的基础是人力资源（知识和教育）技术、创新组织，以及掌握关于品质的其他因素，而不单只靠过去能够创造财富的大量人力。
由此可知，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指的不只是狭义的工作伦理，而且包含其他相关的德性，例如节俭（储蓄的倾向）解决问题的理性态度，以及专注于此时此地的思想，这种思想促使个人透过创新和劳动控制他们的外在环境。以上的这些物质其实主要落实在企业家和资本家的身上，而非落实在他们所雇用的员工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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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资本主义精神”虽然是一套适合企业家的气质，但它本身也含有真实的意义，尤其是对那些处于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的社会而言更是如此；发展经济学家对前工业期社会下过很深的工夫，对这项意义早就有相当透彻的了解。发展经济学家发现，不管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所制定计划理论上多么无懈可击，如果实施该计划的社会缺乏心理上的“现代化”习惯，那么这项计划的效果必定很有限。在诸多处于前工业社会阶段的社会里，你无法期望商人准时前来赴约；企业有了盈余，你也不敢指望老板的家族或朋友不会立刻将钱挪用或干脆花掉，他们很少会把盈余拿去转投资；国家拨出基金兴建基础建设，也有可能被贪官污吏分赃花用掉了。
勤奋、节俭、理性、创新、对风险保持开放胸襟等诸多能力全都属于企业家的美德，个人可以一一实践，即使荒岛上的鲁宾逊也可能拥有这些德性，然而有一套社会德性在本质上绝对是属于群体的，例如诚实、可靠、合作、对他人的责任感等。韦伯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①一书里所着重的虽然是前者，但是他也在一篇较不为人所知的独立论文中讨论到社会德性，这篇文章名为“基督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Sects and the Spiritof Capitalism），韦伯在文章中指出基督新教的另一项重要影响——说得更明确一些，是存在于英国、德国某些地区和美国全国的基督新教派系之影响。他认为基督新教教派强化了教徒在新社区里团结一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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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创作的社会学著作，首次发表于1904—1906年《社会学和社会福利档案》杂志上，后收录于《宗教社会学论文集》。
在该书中，韦伯论述了两个重要问题：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及其本质；社会伦理与经济行为的关系。 该书在肯定精神与文化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力的前提下，阐述了新教伦理与潜藏在资本主义发展后面的某种心理驱动力（即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某些关系。[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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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属不同教派的宗教社群如信教派（Baptists）、美以美教派（Methodists）、教友派（Quakers）创造了小型但结构紧密的团体，教派成员之间透过如诚实和服务等共通的价值观，相互连结在一起。这种紧密的联属关系在工商业界内大行其道，因为生意往来必须依靠彼此高度的信任。韦伯在美国游历期间，观察到许多生意人喜欢介绍自己是基督教徒，目的是建立诚实可信的声誉，以下是他曾提到的一个例子：
韦伯在一次长途铁路旅程中穿越一片曾经属于印地安人的领土，途中邻座是个四处旅行销售“殡葬用五金”（墓碑上的铁铸文字）的生意人，韦伯不经意提起当地依然相当强烈的教会心态，这个生意人说：“先生，对我来说，一个人想信什么就信什么，不信什么也随他便，可是如果我认识一个不属于任何教会的农人或生意人，就算是五毛钱的生意，我也不会信任他；他既然什么都不相信，怎么会当真付钱给我呢？”韦伯也提到小型的教派社区创造出自然的社会网络，生意人透过这张网络去雇用员工、寻找顾客、开启信用路线，以及从事其他类似的活动。正由于他们是自愿成为教派的成员，而不是被迫加入势力庞大的教会，因此这些基督新教教派的信徒对他们的宗教价值观更加虔敬，成员之间的联属也比较强。他们并非被迫成为旁观者，而是主动将教派的道德价值观内化为他们自己秉持的价值。
基督新教教派形式的重要性，及其对自发社交性和经济生活的影响，可以从加拿大和美国的差异上获得证明。大多数美国人分不出自己和北边邻居在社会结构上有什么差别，（加拿大人倒是对此有比较多的体认），而实际上两国的社会精神之不同，有时候会叫人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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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有两个中央集权式的教会，一是天主教会，另一是基督教会，两者都从政府获得相当多的补助；虽然加拿大在许多方面都和美国很相似，但是加拿大社会拥有势力庞大的教会结构，这一点却和欧洲国家比较相似。多年来众多观察家早已指出，加拿大工商业不如美国那么蓬勃旺盛，甚至主张经济命定论的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访问过加拿大之后，也忍不住评论道：“你会想像自己又回到了欧洲在这里你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人迅速开发一个新国家时，少不了炙烈的投机精神。”另一位学者李普赛（Seymour Martin Lipset））则统计数字证明，英语系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对于经济生活的态度有所差异，而这些差异正好反映了加拿大境内基督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态度上的差别。加拿大人比较讨厌风险，投资在股票上的资产比美国人少，他们比较喜好一般人文学科，而非讲求实际的商业教育，加拿大人也比美国人较少举债融资。虽然美加两国在经济上存在的结构性差异有助于解释上述的这些不同，可是较为李普赛青睐的解释，则是这些经济趋势和美国的基督新教教派本质有所关联。
由于所有经济活动几乎都发生在群体而非个人之间，因此自发社交性对于经济生活更显得意义非凡。人们在创造财富之前，必须先学会携手合作，而如果想要追求更显著的进步，就必须发展新型态的组织。虽然我们惯于把经济成长和技术发展连在一起，但事实上自从工业革命展开至今，组织创新所扮演的角色即使不比技术发展更重要，至少两者的地位是不分轩轾的。经济历史学家诺斯（（Douglass North）和托马斯（Robert Thomas）就坦白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成长的关键；西欧国家所发展的高效率经济组织正是西方世界能够兴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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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世纪越洋商业的发展应该归功于大型帆船（carrack）的发明——这种船只可以航行到远离海岸线的外海，但是另外一个功臣则是合资公司的兴起，这些公司是由众多个人集资成立的，他们合众人之力资助长途航程，也共同分摊必然产生的风险。
十九世纪中期，铁路向西延伸，横越整个美国大陆，当时所需的是大型科层化组织的公司，以及遍布整条铁路线所经区域的管理人。这种类型的企业过去就已经存在，不过是由家族所拥有、经营，可是家族企业无法保持火车准时进站，也没有办法避免使用同一条轨道的火车相撞，例如一八四一年麻塞诸塞州和纽约之间的一条铁路线就发生过严重的撞车意外。
二十世纪初，福特（Henry Ford）利用转动的输送带运送汽车底盘，然后把工作划分为简单、重复性高的步骤，就此创造出大量生产的方法，此后像汽车这类复杂的机械再也不需要由专门技师来打造，任何未受教育缺乏经验的工人都可以轻松学会组装汽车。过去这一、二十年来，丰田公司跃升为国际知名的全球性汽车制造商，方法是取消福特所创工厂系统的部分，将更多运转生产线的责任交付给工厂的作业员工。
到了一九九○年代，美国经济遭遇到“缩减规模”、“组织再造”等浪潮，产生了极为剧烈的变化，企业发现他们只要用少数员工就可以生产和以前数量相当的货品，方法不见得是技术革新，主要是借助员工的勇力合作。
相关文献已经大量讨论过工作伦理和个人德性的关联但是在鼓励自发社交性和组织创新的社会德性方面，却少见有系统探讨社会德性如何影响经济生活的研究。我们深信这样的主张：社会德性是发展个人德性（例如工作伦理）的必要条件，因为培养工作伦理的最佳环境其实是紧密的社群团体，也就是家庭、学校、工作场所，在社会向心力强的环境当中，这些团体能得到更多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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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假设群体的形成不是靠伦理习惯，而是遵循行之已久的合法制度（例如财产权和契约法），自然形成的。为了判断这样的假设是否正确，我们需要探讨不同的文化社群，在经济制度和环境条件维持不变的前提下，比较他们自发社交性的倾向。
作者简介：
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日裔美国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企划局”（Policy Planning Staff）副局长，现为华盛顿知名智库蓝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高级社会科学学者。
其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为社会科学学界重要著作，曾引起热烈讨论。本书之出版亦引起广泛的注意及讨论。
内容简介：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一书，福山讲的是冷战之结束，乃意味着二十一世纪资本主义快速崛起的新秩序的开始。本书《信任》则详细讨论“历史之后”全球经济秩序的出现以及经济生活的法则。为了赢得即将来临的世界优势福山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应该知道的。为了挑战左、右两派正统学说，为了预测促进社会经济繁荣的基本法则，福山检视了一个较宽广的民族文化问题。他认为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是分不开的。在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同样重要的时代，只有那些拥有较高信任度的社会，才有可能创造较稳定、规模较大的企业组织以便在新的全球经济中具备竞争力。
将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互相连结，是一项高明的研究。而对于美国文化中日益高涨的个人主义，《信任》也恰似一剂解毒剂
对于那些想了解经济，而又能体会经济乃是大社会文化之一环的人来说，本书是一全新的经济学研究方向。
Amitai Etzioni
（美国华盛顿邮报书评）
目录
本书相关评论
弗兰西斯福山中文版序
导读①“蜜蜂的寓言”之现代版苏峰山
导读②信任：塑造世界经济的主轴黄光国
导读③信任不是口号吴惠林
前言弗兰西斯·福山
1 信任的概念：（5）
在塑造经济社会过程中，文化的巨大力量
论历史终结的人类处境（7）
百分之二十的解释（20）
规模与信任（32）
是非善恶（44）
社会德行（55）
与世界共舞的艺术（63）
2 低信任度社会与家庭价值的悖论（73）
社交力的正轨与歧途（75）
盘散沙（84）
华人家族结构与企业模式（100）
意大利儒教（115）
法国的面对面关系（134）
带有中国色彩的韩国（148）
3 高信任度社会与持久自发社交性的挑战（169）
没有摩擦的经济体（171）
一块花岗岩（184）
亲儿子与陌生人（196）
终身职（207）
金钱联盟（217）
德国巨人（227）
韦伯与泰勒（241）
团队信任（251）
圈内人与圈外人（264）
高信任度职场（272）
4 美国社会与信任危机（287）
苍鹰孤影？（289）
不苟言笑的英国国教派（303）
美国的黑人与亚裔人士（313）
正在消失的中间层（327）
5 充实信任感：（343）
结合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制度的二十一世纪
发展后进（345）
多项奇迹（355）
社会工程告终之后（361）
经济生活的升华（368）
福山又办到了。在上一本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里，福山在知识界引发了令人惊异的效应；这次我们从他的新书里学到一个社会的“自发社会力”是该社会经济结构的关键，那些认定社会行为以个人主义欧商模式和团体导向亚高模式为两种极端，其余行为模式皆处于此二者之间的人，必须重新思考这个议题了。福山再一次为知识圈带来一股撼。
Henry S.Rowen（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教授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福山提出“历史的终结”论点一炮而红，一般人也许预期他会再出一本续集，不过福山的新书《信任》却提出完全不同的议题，只不过他的野心仍然可以媲美上次。这次他的主题是社会信任度在经济生活上的角色、本书原创性十足，趣味盎然，读来亦十分引人入胜。
Mancur Olson（美国马里兰大学学院校区经济学教授）
古老以来，“信任”即是人类具有的情操表现。这一大阵子为西方社会理论家捡了回来，作为思辨社会形构，特别是当代社会的概念性基轴如此在思考立场上鲜明地把“人”的地位标示出来，具有浓厚的人文意涵。福山先生分享着这样的思考模式，以“信任”当轴，延续其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人》中的论述，援引丰富的具体经验资料，来刻划当前社会秩序。其论述精辟，令人激赏，是一个值得阅读，读了之后不会令人后悔的好书。
叶启政（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
在这本著作中，福山以细腻的笔触，逐一分析美英、法、德，以及亚洲各国的文化传统及其经济活动的特色。从这本著作中，读者不仅可以看到当前世界主要经济国家经济活动的“本土”色彩，而且可以获致一种国际性的宏观视域。
黄光国（台湾大学心理系教授、国家讲座教授）
经过几十年的实验结果，自由经济体制被人类认同，但以“私利”为个人行为动机的自由经济体制或市场经济却也运作得不顺遂，甚至于时被怀疑其对促进人类福社的效果并不理想。其中的要因系“个人为了私利需伤害他人利益”……在福山这本《信任》书中将这一点明白地指出，实在是难能可贵，因为当代经济学界多年来已脱离这条“根本性”之路，本书能将它拉回供经济学界与世人反省，应是一种贡献。
吴惠林（中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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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仅供参考，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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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录：杨原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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