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元月20号，我回乡下，给两个哥哥送去酒，给父母买些常用药、过年的衣服和吃食，跟往年的腊月一样。
也跟往年的春节一样，本打算在正月初三，我们三口先去看望老周的父亲，然后再给我的父母拜年。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原定的计划，我们只能待在家里，按兵不动。
初三早上，我在电话里对母亲说，等过两天疫情稳定一些，我就回去，母亲告诉我，春节年年过，少嘎来一趟不打紧，还是不要出来。
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中午，母亲两次让二哥打电话，叫我千万不要回去，电视里播报疫情严重呢。
到了初五的晚上，大侄子拍照发微信圈，他身后是父母的房间，还有输液的架子。
我打电话询问，大侄子支支吾吾，我发火了，他才实话实说，说奶奶已在家里吊了几天水了，不准告诉我。
大侄子跟我通电话，母亲在一旁不停地插嘴，叫我无论如何不要回家，不听话就能把工作丢了 。
特殊情况，我不能一意孤行，心急如焚，却又无计可施。
一夜没睡，天亮了，我打电话给医院工作的同学。
她根据我描述的母亲病痛症状，买了药直接寄到马荡。
服药加上挂水，母亲胃疼的症状减轻，我才放下心来。
直到3月底，全国疫情大面积好转，我才敢回乡下。
看上去，母亲脸色正常，精神甚至比以前还好。
我在河边洗衣服，她跟着慢慢走过来，坐在小木凳子上陪我，说话虽多，但是不啰嗦，不重复。
她站起来回家，居然把我放在桌上的手机拿到河边，说是有人打电话过来听不见，还给我抓两个面包过来，让我吃了再洗衣服。
我吃了一个面包，喝了一口茶，又塞给她一个面包，再把我的茶杯杵到她的嘴边。
母亲摇头，不肯喝。
母亲一直有自知之明，丧失劳动能力之后，主动和人分碗筷。
我手不离开，母亲终于喝了我的茶杯，脸上的笑，波浪一样荡开了。
母亲精神好，胃口好，脑筋还特别清楚，父亲精神也不错，我心满意足地回城。
4月9号早上，我刚刚到班，大哥打电话，说母亲胃疼，吃药没有效果，在卫生所挂了几天水才稍稍好转。
我心里悬悬的，半天不在状态。
中午时分，母亲已从诊所回到家里，我打电话给二哥，让母亲接电话。
母亲说胃疼好一些了，还是叫我安心上班，暂时不要嘎去。
下午上班，我一直心神不宁，不时跟同事唠叨，是即刻回家，还是等周六。
晚上六点半，我正在下班的路上，大哥打来电话说母亲胃疼得厉害，已喊车，正在送母亲去县人民医院的路上。
我一阵心跳加快，加快速度回家，收拾一下东西，立即打车去县医院。
半路上，大哥说母亲心脏有问题，正在治疗。
大哥的话没有说完，我已泪流满面。
到了县医院，我直奔住院部六楼。
CCU救治室内，母亲躺在病床上，一声接一声呻吟着，全身绑着各种仪器与管子，用于吸氧、监控心律、测血压与输液。
我擦干眼泪，换上轻松的表情，然后俯下身子，贴近母亲，轻声喊“嗯妈”。
母亲睁开眼睛，盯着我看，半晌才说，天这么黑了，哪个叫你来的?
我从小到大，母亲一直不放心我走晚上的黑路。
我笑眯眯地说，才八点钟，早着呢，外面灯火通明，又不是农村的夜晚黑灯瞎火的。
母亲又轻轻地问一句:你吃过饭了吗？
我哈哈笑出声，早就吃过了。
母亲闭上眼，呻吟着。
我去医生办公室，值班医生指着电脑图片和检查数据告诉我，母亲心肌大面积梗死，能否救活很难说。
我怔怔发呆，我不相信，怎么可能，我的母亲就在几天前，还跟在我身后说东道西，怎么会在突然之间扯到死的话题呢？
出了医生办公室，我一人在走廊踽踽独行。
十多分钟后，我才接受这个事实。
母亲把胸口疼当作胃痛，以至于在乡下当胃病治疗。
墙上的挂牌说明，CCU室专门用来抢救心血管病人，其危急程度仅次于ICU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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