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内心的冲突

不论我们研究精神症的出发点是什么，使用了怎样的方法，经过多少曲折的道路，最后我们都会发现，造成神经症的原因是人格的混乱和缺失。实际上，其他的心理学也囊括了这一观点，这不是一个新的发现。

每个时代的诗人和哲学家都了解，只有那些内心遭受冲突折磨的人才容易罹患精神疾病，而性格沉稳、内心平和、思维平衡的人则多不会出现精神失调。用现代术语来讲，所有神经症，不管有何症状，都是性格神经症。所以我们不管是理论研究,还是实际治疗，都要把了解神经症性格结构列在首位。

比如我们知道，男性大多是威武雄壮的气质，女性则是柔弱贤淑的气质，之所以有这种差别主要受文化因素的影响。我与有广博的精神分析学和社会学知识的埃利克·弗洛姆的合作，使我对这一课题保持了十五年的兴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兴趣只增不减。

继而，我又更深入地明晰，社会因素不只对女性心理研究产生巨大影响。1932年，我前往美国，进一步确认了这种认知。

当时我觉得这里的人和欧洲人在气质和神经症等方面有很大不同，或许这种差别只能归因于文明差异。针对这一点，我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作出了总结。但我在此还要强调，导致神经症的正是文化因素。具体一点说，就是人际关系的混乱失衡造成了神经症。

我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只有神经症才有强迫性内驱力，孤独、害怕、失落等感觉以及对他人敌对情绪催生了这类驱力。即使是这样，患者仍能通过它们来应对生活，而它们的目标不是要获得满足，而是安全感。

正是藏匿在它们背后的焦虑不安促使其产生了强迫性。在《神经症人格》这本书中，我清晰、详细描述了这其中的两种驱力——对温情的病态需要和对权力的极端渴求。

我认为，神经症的性格结构其实是由相当数量的、相互作用的小世界构成的宏观大宇宙，小世界的核心就是神经症趋势。这种神经症理论值得推行。

其实，对感情的反常需求、强制性的谦卑和对“伙伴”的需要均属于同一类别。但我没有发现的是，这些个体倾向的组合，就代表一种人对人对己的基本态度和特别的人生哲学。以这些倾向为核心，我现在统一归纳出一种可以被称为“亲近人”，的类型。我还划归一类被我称为“对抗人”的类型，它有这样一些趋势，对权力与威望有强迫性的渴望，与神经症的奢望有些类似。

还有对赞美的需要、对完美的追求都带有神经症趋向，也同时影响着患者与他人的关系，但其实更主要的是影响着他们与自己的关系。此外，还有对温情和权力的渴求，它更具本质性，也更广泛，这是自私自利的需求所不具备的，它非独立的实体，好像是从某个大的整体上分离出来的小碎片。

后来我发现，患者也在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冲突，但是这些冲突根本就没有平息的可能。也可以说，他们的努力是为了不承认它们的存在，有意营造祥和的假象。据观察，患者主要使用四种方式去尝试平息冲突，我按照它们出现的先后顺序进行了充分阐释。

第一种，患者首先是试图隐藏起来一部分冲突，使对立面占据上风。

第二种，就是试图躲避他人。我们现在重新认识了自我孤立的功能。孤独，是基本冲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对待别人时最开始显示出的矛盾态度。不过，孤独也是解决矛盾的一种尝试。它似乎可以消除冲突，因为拉开了自我和别人情感上的距离，就好像可以不再发生冲突。

第三种，与前两种截然不同，患者要回避的是自己而非别人。于是，现实中的他变得不真实起来，他在心里塑造了一个理想的形象代替了现实中的自己。在理想的形象中，冲突改头换面，甚至已经不是冲突，而是多样性的人格。

理想化形象和现实有多大距离，达成目标的难度就有多大。在平息冲突的方式中，这种理想化意象可能意义重大，它会最大限度地影响人格。然而，一条新的内心裂痕又会因此而生，必须再度缝合弥补。

第四种尝试其实是为了消除我们上面所说的这种裂痕，也包括悄悄抹去其他冲突。我称其为“外化作用”，患者会认为内心活动是自我之外的事件。若说理想化意象与现实稍有偏差，那么外化作用会让现实面貌面目全非。外化作用会制造出新的冲突，它可能会将原有的冲突无限扩大，特别是自我和外界间的冲突。

以上四种趋势，就是患者为平息冲突所采用的主要尝试，虽然程度不同，但是它们似乎常常在各种神经症中发生作用，有的甚至会导致人格突变。

患者不单单只施用这几种尝试，只是这几种尝试更具普遍意义罢了。打个比方，患者通过自以为是的态度，自认为就可以铲除内心的疑窦；通过强硬的自我控制，企图将分裂的内心世界拼凑到一起；通过玩世不恭的态度，轻视一切价值观，以消除与理想有关的冲突。

当我能对失去一切的情感感同身受后，也就更能体悟到虐待狂倾向的意义了。

我开始明白，这种倾向是一种尝试，患者对自己失去了希望，就想通过代偿性生活求得补偿。从他们的虐待行为里可以看出蛮横的态度，他们嗜求的就是那种复仇胜利的快感。

因此，一目了然，他们热衷于自利行为和破坏性举动，这不是一种独立的神经症倾向，而是有一个更广泛的整体正在极力、顽强地表现着，对于这个整体一个称谓，我们还没有找到更确切的术语，暂且称其为“虐待狂”。

这样，就演变出来一种神经症理论。它的动力中心就是亲近人、对抗人和回避人这三种态度间的基本冲突。为了平息冲突，患者竭尽所能，一方面担心被分裂人格，一方面又要保持统一体的功能。但他的行为只能实现一种人为的平衡，不仅无法真正解决旧的冲突，新的冲突还会不断出现，这就需要再一次探索进一步的修补方法。

可是，他越是力求统一，想摆脱分裂，就越会在努力的过程中变得恐惧、疏远自己和他人、对他人产生敌对情绪。这就导致冲突不能真正地解决，冲突的病因也会愈演愈烈。最后，患者会失去希望，为了获得自己想要的补偿，便尝试虐待行为。然而，这会加剧他的绝望感，继而导致新的冲突。

在弗洛伊德眼中，人性并不善良，他也不看好人的发展，因此对神经症及其治疗也不抱乐观态度。他觉得人注定要受苦，甚至被毁灭。

人类的本能需要只能被控制，至多被“升华”。我却认为，人是有能力的，也有发展潜能的要求，每个人都渴望自己更优秀。但是如果有某些因素持续干扰一个人与自己和他人的关系，那么他的潜能发展就会受阻。

我坚信，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都不断改变自己，随着理解的深入，我更笃信这一点。

作者：卡伦·霍妮，20世纪最重要的精神分析思想家之一，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同时也是社会心理学第一批的倡导者之一，主张以文化决定论取代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

本文有删节，摘自图书《我们内心的冲突》，汇智博达出品，转载请私信联系我们取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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