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思考体现在，在这一过程中，董卓当然暂时没有显露出全部野心，也不是完全像文学作品中野蛮人-破坏者的形象，相反，董卓对于CT现状的改变是有HF性构建的，而这种构建与党锢之祸以来清流士人集团中某些激进分子的诉求，其实是相当接近的，甚至很可能董卓就是借用了这种天下汹汹的公议。
具体地说，就是《英雄记》谓董卓面斥少帝“令常侍小黄门作乱乃尔，以取祸败，为负不小。”，以及《献帝起居注》所录策文谓“皇太后教无母仪，统政荒乱”。
前者将矛头直指皇帝本人，将宦官之祸的根本原因归结于皇权不振甚至皇帝的昏聩，这当然反映了董卓的骄横跋扈，但是一定程度上也呼应了清流士人中的激进派，陈文引用《党锢传》谓牢修“诬告〔李〕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觉，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指出朝廷在此应指皇帝，即使士人集团中最激进的个体在直指皇帝本人之时也不免说话留一分，而董卓当然就不管那么多了，可是，这种“表达方式”的差异不能掩盖他们可能有着相似的思想内核，那就是“反贪官也反（昏聩的）皇帝”。
而后一条史料则指向东汉乱政的根源——皇太后临朝。在东汉政局中，士人集团和宦官基本上始终是对的，而与外戚则有着更为复杂的关系，毕竟不太可能同时对抗宦官及外戚集团，但是整体上来说，清流士人还是逐步发展出了一种自我身份认同，即自觉的与外戚划清界限（与宦官的水火不容自不待言）。对于士大夫集体自我意识的发展，可以参见Y的相关著作。
以上是董卓采取的行动、其行动的意义及为其行动背书的理论资源。这是把握董卓入洛后行为的主线，而认识董卓的困难在于其身上带有的两重性。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