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与董卓余孽

董卓与董卓余孽

大将军何进欲消灭内廷宦官，袁绍建议何进，密令西北军阀董卓率军进京，内外施压，联手剿灭内廷宦官。但曹操认为，不宜引进地方军队，直接将内廷宦官的“元凶”交给司法部门定罪即可。

董卓之乱，社稷倾覆。袁、曹对董卓进京的不同态度，似乎足以证明，袁不如曹。但如关注袁、曹身份地位与阶级属性的差异，袁、曹对董卓事件的不同态度，是不同的身份地位与阶级属性使然，无关优劣。
袁绍是“四世三公”的门第世家代表，是辅佐何进的中央高官。外廷与内廷的斗争，并非文字记录的“道德之争”，是千年大一统王朝难以解开的死结。袁绍知道，通过正常司法手段无法消灭内廷宦官。

曹操是閹宦出身，是寒门的代表。曹操不是中央高官，对于内外廷斗争的复杂性，缺乏袁绍的经历与体会。东汉三国之际的乱世，是寒门挑战门第的时代。寒门代表的曹操，崇尚以非常手段解决问题，例如：将与外廷交织缠斗近百年的内廷的所谓“元凶”，直接交付司法部门定罪。

曹操不是天才，年轻的曹操，展现其理想化与幼稚的性格特征。

灵帝刘宏时的外戚、大将军何进，密诏董卓进京镇压内廷宦官，何进的举措，被视为是东汉王朝灭亡之开端。

董卓进京后的表现，符合军阀把持中央政府的常理。唐末朱全忠诛杀内廷宦官后，也把持唐中央政府的朝政。董卓与朱全忠接受征召进入中央，本意是寄望于以军阀的力量，清理中央的污垢，只不过军阀合法进京的通道一旦被打通，即可演变为无法控制的势力，中央政府唯有束手就擒。

何进被认为决策失误，而提出此建议的袁绍等人则被认为是“愚蠢”，反对此建议的曹操自然被认为是“英明”。

客观评判此事件，只需看《后汉书》所载何进的前任、外戚窦武的下场，真相自然浮现。窦武正是按照曹操轻描淡写的“何至劳师动众”，只用所谓的“手中的利器”（中央支持窦武的力量），去与内廷宦官搏斗，结果是身首异处。

东汉末内廷宦官的“顽疾”，已是不治之症。

征召军阀是唯一解决途径，可以选择的，无非是征召董卓抑或其他军阀而已。

董卓率领汉胡混杂的西凉军，控制东汉中央政府，关东联军对董卓的束手无策，是之前两汉兵役制改革的必然结果，也预示之后五胡乱华的必然路径。

西汉武帝武力开边的显赫战绩，固然因汉初文景之治积累的雄厚国力所致，也与西汉全民服兵役的兵役制度有关。西汉的全民皆兵，使西汉的制度性役民成为历代之最，但也使民习兵事，保持对周边蛮夷的武力优势。光武中兴，刘秀废除全民兵役制，改为职业军人的募兵，在解除民众枷锁的同时，也使民不习兵事，失去对周边蛮夷的武力优势。关东联军与董卓西凉军的对峙，就是镇压黄巾临时组建的、不习兵事的民兵，对阵长期镇压羌胡、浸淫军旅的职业军人，束手无策的结果，实属必然。
关东联军不敌董卓的西凉军，西晋朝的内乱，西凉军的升级版五胡的军队，面对甚至不如关东联军的西晋内陆腹地的军事力量，出现永嘉之乱、中原沦陷、晋政府南渡的路径，也实属必然。

董卓余孽的危害，远大于董卓的危害。正如黄巾余贼的危害，远大于黄巾。

董卓进京引起国本之争，原来掌握权柄的内廷宦官被集体屠杀后，东汉中央政府的文职官员，与奉诏进京的西凉军人，争夺政府话语权（实际上双方均无力控制地方，只不过争夺中央名义上的权威）。

董卓死后，董卓余孽代表西凉军人集团，继续与中央文人集团争夺与较量。

董卓是以西北军区（也是全国最强大军区）总司令的身份主持中央，其饱受非议的根本原因，是军人干政。

但董卓余孽李傕与郭汜，是以西北军区师及师以下军人的身份主持中央，让原东汉洛阳中央政府的总理、部长，听命于西北军区的师长、旅长。

大一统国家的中央政府，得以有效控制全国，有赖于“权威”，“权威”来自于实力，更来自于秩序与礼仪。

当西凉军的师长旅长，可以指挥洛阳政府的“三公”、“九卿”时，支撑大一统国家中央权威的秩序，已经彻底被摧毁。
当汉献帝刘协在杂草丛生的草屋主持临时朝会，中央禁卫军在旁一边观看，一边哄堂大笑时，支撑大一统国家中央权威的礼仪，也完全被摧毁。

董卓率领政府三公，为陈蕃、窦武及党人平反昭雪，一律恢复爵位，派使节分别祭悼，并擢升他们的子孙做官。（《资治通鉴》记载）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关于董卓的上述记载，文字简短，但足以表明董卓的政治立场。
董卓为陈蕃、窦武平反昭雪，表明董卓与内廷宦官划清界限，肯定陈、窦当年与内廷宦官抗争的正义性。

董卓为党人平反昭雪，恢复爵位，祭悼，擢升（党人）子孙当官。表明董卓希望团结政府与民间的“清流人士”，以重建没有内廷污垢的东汉新秩序。
董卓是野心家，也是粗鲁无礼的军人，一旦掌握权柄，曹氏与司马氏，分别用两代人到三代人的时间完成篡夺，或许粗鲁无礼的董卓，有生之年，会篡夺东汉的政权。

但董卓在刚刚进入中央政府之初期，董卓的政治立场，是愿意清理政府污垢，愿意与占据社会主流地位的士大夫阶层（东汉清流人士）合作，以重建中央权威，扭转东汉王朝的颓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