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点睛》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述而篇第一章）
孔子说：“传述而不别创新说，笃信且喜爱古代文化，我私下把自己比作老彭。”
述，传述。《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作，创作，创造，创新，兼有制作义，如周公制礼作乐。窃，私下，私自，第一人称的谦称。
老彭指彭祖，传说姓篯（jiān）名铿，是五帝之一颛顼之孙陆终氏的后裔，封于彭城，仕虞夏商三代，至殷王时已七百六十七岁，一说长寿达八百岁。彭祖是有名的贤大夫，自少爱恬静养生，观览古书，好述古事，见《神仙传》、《列仙传》、《庄子》诸书。老彭前加我，是表示对老彭的尊敬与亲切。一说老彭指老子和彭祖二人。
正因为信而好古，所以能述而不作。这个“作”如果理解为制礼作乐的具体制度建设，孔子有德无位，确不曾作；如果理解为撇开历代圣王相传的中道自创新说，孔子也确不曾作。孔子自称述而不作，是实事求是。
如果把这个作理解为一般性创作、创新和推陈出新，那么，孔子赞易作春秋就是作。述而不作就可视为孔子的谦辞。
《易经》本是卜筮之书，《易》理出自孔子，这已为出土的先秦典籍所证实。帛书《要》篇记载：
“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孔子说出了自己与巫、史的本质区别：巫赞而不达于数，史达数而不达于德，孔子则唯德义是求。因此，后人将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圣都视为《易经》的作者。孔子的《易》对“性与天道”作了深入阐说，大大提升了仁学理论，可以说为仁学体系找到了形而上的依据。
关于《春秋》，孔子自己也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孟子》）意谓《春秋》仅借用了历史人物故事及史书的形式，另有义理。孔子既非史官更非天子，却在《春秋》中借用史笔的褒贬体现了天子的赏罚，故称“窃取”。
孟子说“《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是以《春秋》代行天子之事。历代公羊学家认为孔子以平民身份而行天子之权，是《春秋》中制法之王。本来天子才有“制度”和“贬退讨”的资格，孔子作为一介布衣这样做，从文化层面言是尽自己责任，是大功，从政治角度看则是越俎代庖的僭越，是大罪。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
“先孔子而生者，非孔子无以圣；后孔子而生者，非孔子无以明。”孔子不仅系统地整理了古代华夏文化和古代圣贤的经验智慧，集儒家之大成，而且返古开新，对儒家进行了全方位的发展和升级。比如盛于殷商而流传不衰的鬼神崇拜和神本信仰，到孔子这里，就被人本和仁本所取代。所以孔子实质上是述而又作的。梁漱溟先生评价说：
“周公及其所代表者，多半贡献在具体创造上，如礼乐制度之制作等。孔子似是于昔贤制作，大有所悟，从而推阐其理以教人。道理之创发，自是更根本之贡献，启迪后人于无穷。所以在后两千多年的影响上说，孔子又远大过周公。”
发于2018-10-25《广西老年报》。《论语点睛》一书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于2016年12月出版。当当网、立品图书微店和新华书店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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