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人

晚上7点，新闻联播正要开始。

母亲回到家，细声道：“朱大妈走了”。

说完，便径直走向卧室，把上班穿的警服规整地叠放在衣柜里。

时隔多年，再听到这个名字，传来竟是去世的消息。我有些错愕，顿了顿问道：“朱大妈？是小时候经常来我们家和你搓麻将的那个朱大妈吗？”母亲说，是，就是那个常和她一起搓麻将的，肚皮圆滚滚的朱大妈。母亲又说，三个月前，咱们还去了她小儿子的婚礼。

终于有点印象了。

 “猪儿啊猪儿，你这最心疼的小儿子才成了家，你说你还没开始享福，怎么就走了呢？”

母亲嘟囔了一句。电视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接下来几天，母亲心情都不是很好。洗菜或打扫时，她不时停下动作，像缓解身体某处传来的疼痛一般，久久地停滞，再重重地叹一口气。我想是因为朱大妈的事。

我对朱大妈的印象，只停留在她来我家打麻将时的样子。小时候，每次我打开门来，她都低声的和我打招呼，然后把手里的水果或腊肉递给我，在我接过去后，她才问我妈妈在不在家。她弓着背仰着脸，身材显得格外臃肿，进门动作带着习惯性的拘谨。只要注意到我看向她，她就会停下动作，像等待一个命令般观察我，脸上挂着含蓄的笑。那笑容我只在做错事的人脸上看见过，害羞而不安，带着一种讨好的企图。

记得母亲之前有跟我说过，朱大妈这一生，过得不算幸福。但那时的我，对母亲的同事没有丝毫的探索欲。直到朱大妈去世，母亲在家连连叹气，我才开始对朱大妈的事感到好奇。

1

这要从三个月前的婚礼说起。

三个月前，那张早有预谋的邀请函成功送到了母亲一行人手中。母亲拿着那张做工精细的请帖，左瞅瞅、右摸摸，翻来覆去看了好些时间，骤地放下，说：“朱大妈小儿子结婚，你到时跟我一起去。”无业的我没理由反抗，随便应付了一声之后便赶紧躲开。起身时瞥了一眼那被搁置在财神爷头上的请帖，红、是真红。

婚礼当天，我和母亲提前一小时来到举办婚礼的酒店，母亲说：“新郎妈身体不好，我们早点去，能帮得上忙的，尽量帮点儿。”我不太乐意，但也应允。

跟大多数婚礼一样，我和母亲先随了份子钱，留下名字，便小步走进饭厅。还没等朱大妈看见我们，母亲便高喊了一声：“嘿！猪儿！”朱大妈一听，转过身来回应母亲：“来啦！还这么早，赶快去坐到，耍哈儿，耍哈儿……”边说边向我们这边走来。我看着朱大妈确实像病得有些严重，也没精气神了，走路也佝偻着腰，一只手还托着个袋子。她说：“今天没招呼好你们哦，我这形象也不好意思去前面坐着，哈哈。”朱大妈刚要把手搭在母亲肩上，突然看到我，“诶，这是唯一？长这么大个了，还记得我不？我是朱大妈，小时候经常来你们家玩儿，还抱过你！” 我笑着点点头，迅速从脑子里搜索关于这个人的记忆。确实没印象。朱大妈并没有在意，还是笑着招呼我们，“去那边坐会儿，我先把喜糖给你们这桌拿过来。”母亲看了我一眼，示意我去帮忙。朱大妈像是看懂了，连忙摆手说：“不用不用，哪里有让客人动手的道理，乖，唯一，快去陪你妈耍哈儿。”

婚礼上，新郎右手直逼胸口，深情地对新娘说着结婚誓词，听得新娘眼里直泛泪光。一时间，我不由得好奇，这位带着病为儿子操持婚礼的母亲在台下会是怎样的反应。朱大妈离我很近，她看上去很平静，没有看儿子娶媳妇的喜悦，也没有看女儿出嫁的伤感。她腰间别着一个口袋，衣服遮住了大半，我仔细看才看清楚，里面装的是大小便。她一只手托着装大小便的口袋，一只手掌着椅子；一边见证儿子的成婚典礼，一边观望四周，等待来宾们举起酒杯。

仪式结束。朱大妈呆坐了一会儿，拿起一直紧握在手上的白酒杯，缓缓站起来，托着装大小便的口袋，步履蹒跚地走向各个餐桌，“感谢大家来参加我儿子的婚礼，感谢。”她刻意放大了音量，试图传递她内心的喜悦和感激。但化疗实在折磨人，朱大妈头发没了，带着一个毛线帽子遮掩秃顶的尴尬，身上的肉也没了，像经历了一道风干的工序，皮皱了、脸黄了。一个端酒杯的动作，看上去花费了一大半力气。她礼貌地笑着，还是那样害羞而不安。

朱大妈在我们这一桌停留的时间是最久的，大概因为都是监狱的同事吧。当然，新郎也是狱警。朱大妈低声说，“我们朱迪不懂事，以后还得麻烦各位多关照关照。这杯我干了。” 

紧接着，新郎新娘来到我们桌，说着差不多的感谢词，脸上的喜悦都投射在酒杯里，“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参加我的婚礼，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哈，干了！”新郎豪爽地一口吞掉酒精浓度45°的白酒。一桌的警察笑着跟他寒暄了几句，淡淡地抿了口酒。

新郎连走几桌之后，酒劲已经爬上了脸，好在最后几桌都是年轻人，他边敬酒边摆手，“来不起了来不起了，你们好好吃，招待不周多见谅啊！”话毕，端起酒杯对着空气往上微微一抬，正准备一口吞下，餐桌的一个男子迅速站起，一把夺过新郎的酒杯，趁着酒劲大笑道：“今儿你小子结婚，这么高兴的日子你娃就打个批发？”这酒桌其他人见状，也纷纷笑开了，一旁的年轻女子立马接过话来，“确实，不耿直不耿直！”又是一阵哄笑。

而朱大妈，已经回到自己的席位上继续招呼客人了。不管她说什么，我总觉得声音很小，得竖起耳朵才能听见，招呼、敬酒，她的动作好像都很轻。也许，我更多的注意力是放在二位新人身上的，所以导致我对朱大妈的举止只有些零散的记忆。一个年迈的母亲哪儿能比满面春风的新郎新娘更吸引人呢。我只记得，那天朱大妈很平淡的走完了所有酒桌，每到一桌，我都能听见有人说：”“猪儿，少喝点儿！”

2

那场婚礼结束不久，便传来朱大妈去世的消息。

“话说回来，那个婚礼，不是看在猪儿的面子上，我去都不想去的。”母亲说。

我这才知道，朱大妈落得大病期间，两个儿子偶有探望，就是在她面前苦口婆心的劝说。

大儿子说：“妈，你这病治了这么久，一直不见好转，我这生活也快过不下去了啊……”

小儿子说：“妈，不是我不想结婚，你瞧我现在这样，连个车都没有，人哪儿能愿意嫁我……”

大儿子又说：“妈，老幺又不是没钱过日子，你给他那么多干嘛？我不随你姓你就不管我是吧？”

小儿子也说：“妈，凭什么我就比大哥少分那么多，他自己整天不务正业、找不着钱，怪得了谁？我辛辛苦苦上班，就该得少些么？家里的钱留给子女那向来都是平分，你看着吧，就算分再多给他，你一走他还得变成穷光蛋！”

朱大妈卧在病床上，一言不发。

“他俩想来看我就来看，不想来我也勉强不了。”朱大妈是这样告诉母亲的，“我就这么两个儿子，老大生活困难，老幺家还没成，我这心放不下啊！”

母亲说：“猪儿，不是我说你，你真得为自己多考虑考虑啊，人活这辈子，图个啥啊，还不就图个高兴吗？”

监狱的阿姨说：““这日日夜夜陪着你的是谁啊？是那俩孩子吗？你家老代这么照顾你你真一点儿不心疼呢？还满脑子想着让你别治了，把钱腾出来给买车买房的俩儿子？我说你！你早晚得把自己气死！”

……

但朱大妈到底还是卖掉了房子给小儿子买了车、娶了媳妇。

她心疼俩儿子，心疼随代伯伯姓的大儿子，更心疼随自己姓的小儿子，比心疼自己多得多。

3

朱大妈的两个儿子，一个叫代军，一个叫朱迪。小儿子从小爱和有钱人家孩子一起玩，要吃他们吃的那种东西，要穿他们穿的那种衣服，要玩他们玩的那种玩法，常常打肿脸充胖子，搞得自己下不来台。但好在还算安分，虽资质平平，依然凭借自己努力读了警校，当了狱警，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听母亲说，小儿子在单位上为人处世也像那么个样子。大儿子从小成绩就好，但每逢大考总要差那么几分，高考差两分上本科，后来去读了专升本，考公务员又差那么几分，遂放弃。大儿子心野，总想着挣大钱，所以这公考没考上他也没太在意。之后到各行各业都去踩过几脚，为了投资，甚至不惜借高利贷，最终高利贷的人找上门来，要剁手跺脚，朱大妈没办法，只得卖房子给大儿子还钱。

“但朱大妈的这些房子都是小房子，是朱大妈的爸妈留下来的，值不了几个钱。”母亲说。

她和代伯伯一生基本都靠着微薄的工资和低保得以度日。给俩儿子上学的钱、娶媳妇的钱、还债的钱、买房买车的钱，都是靠变卖自己父母留下的几套房产换来的，当然，也包括治病的钱。临到生命终了，竟一套也不剩，只留下些散碎的银两，为代伯伯置办了一套监狱职工安置房，说是怕代伯伯老无所依，给他留个屋子，至少能遮个风、避个雨。

4

唉，没享到福啊……”母亲抿了一口自己泡的白酒，发出一声长长地“嘶”后感叹着说。

“你们朱大妈，其实比我都大十几岁，我认识她的时候，还是个小娃娃。那个时候监狱不像现在，犯人还能在监狱里活动，跟我们家属区也没分那么开。小时候我们去偷果子，犯人还拿着棍子赶我们走咧！”母亲说到这的时候，自顾自地笑了起来。

“当时朱大妈作为女犯调到我们监狱来，在这边当起了卫生员……”

我脑袋嗡地一下。

“你别到处去说这事儿，被人听见了这不是戳别人痛处？朱大妈以前是监狱里的犯人，本来没想告诉你，你以前小，也不懂事，万一说句什么话把人家给伤着了才真是不好。代伯伯也是。”

“我记得朱大妈和代伯伯跟你们关系都挺好的啊，就那群警察阿姨……朱大妈怎么会是犯人……你们不介意他们的身份吗？”

“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想过。第一，朱大妈那个案件是文革时期典型的冤假错案，刑满释放后人家是平了反的；第二，朱大妈代伯伯都大我们十几岁，我们从娃娃长成大人，当警察的时候，他俩已经不是犯人了，这身份已经变了，也就不存在介意不介意了。”

“不过……这要是放在其他人身上，不敢说我们，至少我还是介意的。但他俩看着我长大，我也清楚他们本质都不坏，所以真没介意过这层关系。”

“那……朱大妈怎么进的监狱？”

母亲沉默半晌，突然转头问我，“你没见过你外公吧？”

5

六几年那会儿，文化大革命正闹得厉害。毛主席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立誓要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

1966年，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全会通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对于运动的对象、依靠力量、方法等根本性问题作了有严重错误的规定。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从此造反派手握大权，领导干部猪狗不如。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我的外公也是被严重斗争的人员之一。作为监狱长，每天戴高帽子游行、被行人砸臭鸡蛋、挂着一块写着“头号大混蛋”的牌子参加批斗大会、睡在防空洞里，吹着穿堂风……母亲说，那时候听说身边有人死掉也见怪不怪，太多人受不了这个委屈，直接就自杀了。你外公后来常说，当时连他也有无数次轻生的想法，但一想到还有老婆，还有家里6个孩子张着嘴等着吃饭，他就不敢走了，悄悄抹两把眼泪，咬着牙继续挺着。稍微有点空闲，就去弄几个水果，一包拿回家，一包给朱大妈。

“你外公和朱大妈都活得难……也是，要活得舒服，怎么可能在监狱见面呢？”母亲说。

与外公不同，朱大妈当年还是个正值花季的少女，在宜宾老家的宣传队里当舞蹈演员。身材不错，面容也姣好，当时追求她的男孩子一抓一大把。后来有个男孩儿就跟朱大妈处起了对象。

那男孩儿也是宜宾宣传队的，但平日里胆子不大，跟朱大妈处了好长时间对象，连手也没牵过，最多就是塞塞纸条，暗地里表达表达心意，偶尔见面两人对视，不到三秒男孩儿就惹得一脸烧，那面红耳赤的可爱模样，总逗得朱大妈咯咯笑。

有一次，朱大妈在宣传队门口等男孩出来，被周边的一个地痞流氓撞见了。只见那人手插裤兜，大步走上前去，越来越靠近朱大妈。朱大妈见状，暗叫不好，这怕是最不讲理的造反派、红卫兵！惹不得，也躲不了！

流氓看出朱大妈的心思，便更加大胆，光天化日之下竟调戏起朱大妈，一只脏手、两只脏手……这怕是洗多少遍也洗不净了。朱大妈不敢反抗，只得一步步后退，直到紧贴墙壁，才爆发出倾盆的绝望。“我错了……我错了……”朱大妈开始盲目地道起歉来，没想到这样的服软却让流氓更加兴奋，他摸着她的脸，嘴里说着无比下流的话，伸出手试图把眼前这位妙龄少女拉到更加肮脏的地方去。

“你给我放手！”那个脸红的男孩儿指着流氓大步走向前来，宛如一个革命斗士。

“咋的？你也想被批斗？”流氓面无惧色，反倒嘲讽地笑了起来。说着，手还故意朝朱大妈胸部挪了几分。

男孩儿脸胀得通红，低下身去搬了块石头就朝流氓冲过去，“老子打不死你，个狗日的王八蛋！”

流氓兴许是这种叫嚣见得多了，也不怕。他伸出脖子，手指着脑袋，说：“来，往这儿砸。你今天砸不死我明天就等着……”

话音未落，一阵闷响便传了出来。

流氓死了。

6

不久后，男孩被枪毙，朱大妈被定为反革命罪入狱。

原本唱着歌跳着舞的青春被突如其来的厄运推翻，随之袭来的是暗无天日的牢狱生活。在这之后，朱大妈变得沉默寡言，凡事都要察言观色，她说她怕再犯错，就再也出不去了。过了好几年，朱大妈作为从宜宾监狱调来省二监狱的10个女犯之一，过来充当卫生员，结识了外公和母亲。

据母亲说，当时省二监狱的管理还不规范，犯人还能在监狱里活动，相对来说还算自由。犯人拿着棍子驱赶偷果子的小孩，或者经常抱抱家属区的小孩儿，这都不奇怪。母亲说，那时候的犯人，也单纯，没那么多心眼，反而是在外面的那些人，才该多提防着点儿。

朱大妈的劳动范围主要在监狱里的医院，平时主要负责给犯人和家属看病打针。母亲小时候是个病秧子，发烧39度40度是家常便饭，说因为经常发烧到后来自己都没什么感觉了，反而是外婆一摸她的头倒被吓一跳。也是因为这样，母亲常往医院跑，朱大妈也就常常给母亲看病打针。有一次，母亲发着高烧，外婆也不在，朱大妈一个人忙前忙后地给母亲打针、吃药，物理退烧。后来，母亲只要有糖，就会悄悄塞一个给朱大妈。这样之后，朱大妈儿时活泼的性格才稍微显现了点。

那时朱大妈常说：“人这辈子，要多积德，多积德，才有善缘。”

7

代伯伯是作为少年犯进的监狱，成年后就在监狱继续服刑。朱大妈进来的时候代伯伯已经释放了，但因为档案问题，不方便出去找工作，就在监狱里找了个活干着，也就是那时所谓的“就业员”。监狱分配任务给代伯伯，虽然已经脱下了“犯人”这个帽子，但因为是就业员的缘故，还是没有绝对的人身自由，如果要出监狱做私事，还得打报告。

因此，代伯伯出去的时间很少很少。除了日常工作之外，也没有多的爱好，就是工作——吃饭——睡觉。直到朱大妈调来当卫生员，和代伯伯成为同事，他这平淡的生活才有所改变。

代伯伯不是一个自信的人，这导致他很长时间以来，都把对朱大妈的爱慕也是放在心里。不会说话，就用小纸条代替。常在工作间隙偷偷塞一个小纸条到朱大妈兜里，有什么好的都给朱大妈藏点儿带点儿……小男孩的心思朱大妈哪儿能不知道啊，但代伯伯越对她好，她越想起入狱前的事情，越是不敢面对代伯伯。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久，直到朱大妈即将刑满释放，才终于回应了代伯伯，塞给了他一张纸条。俩人终于在一起了。

刑满释放当日，代伯伯牵起朱大妈的手，带她舒舒服服地吃上了一顿火锅。朱大妈吃得哽咽，隔会儿就说：“好吃、好吃……”代伯伯在旁边嘿嘿笑着，说：“那以后天天带你吃！”

于是，他们就结婚了。一起在省二监狱的居民一楼开了一个火锅馆，代伯伯兑现了他的承诺，天天带朱大妈吃火锅。

“所以后来，我们就都叫她猪儿了。”母亲说。

后记：

其实，朱大妈和代伯伯经营的店铺，不能算是火锅馆。照现在的话来说，其实是一间多位一体的商铺，下午晚上是茶馆，饭点才有火锅。

朱大妈和代伯伯开的火锅馆没有任何装饰，出门有两步石梯，门口是长满青苔的路，一到下雨天，就总有那么几个人在那门口摔跤，我就是其一。可即便如此，我在无麻缝针之后还是愿意去那家火锅馆，听听大人们的家常，喝喝地道的老鹰茶。

那时候监狱已经规范了许多，直到后来监狱拆迁搬离，我都没再看见过犯人。听母亲说，犯人被关在二大门里，每天也有游戏时间、学习时间、劳动时间和运动时间，但我没见过，只是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