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黄五湖
我们家兄弟姐妹共八个，以前只靠父亲那每个月三十多元的工资过生活。母亲在70年代之前既要参加生产队劳动，又要照料我们兄妹的缝补洗，因此负重体虚而常病。直到1984年前，我从没见过母亲吃过一碗好饭菜，我们兄妹在大哥的带领下也都很懂事，从来不争吃，有好吃的都互相推让。
记得大哥在国光中学念高中，一遇到学校过节加餐分到较好的饭菜，他中午都要把那份菜，提着跑5公里的路送回家让我们吃，然后，再跑回去上下午的课。兄妹几个重活、累活抢着干，好吃的都想让给年龄小的。我今年已五十多岁，从没受过父母谩骂。至今回家母亲还都像以前那样喊我乳名，舍不得叫全名。我从来也没看到、听到父母在打骂我们兄妹，在我们做错事，或做事不成功时，父亲总是耐心地帮我们分析原因，找解决的办法，而我们兄妹包括家族的晚辈们也都把父亲视为活字典。
我在洪濑信用社上班时，碰到的难题较多，父亲都帮我想办法。记得在1981年年底，在我当了十个月出纳后，没当过助理会计，领导提升我当主办会计。刚接主办会计时，由于业务生疏，十九个信用站的站干水平参差不齐，又都是半脱产，工作有的不认真，差错率高，按规定每月十九个站的报表与业务凭证分别于13日和28日必须报送到总社，总社要在复核无误后合并为总表，再记入总帐与总社每五天结一次柜面帐，一起併为全社总帐，然后月底凭总帐造报表。如果一个站的帐表出错，併帐就错，这时要逐个站再复核，复核时又不知是哪个站出错，错在哪个科目，是收方错，还是付方错，还是余额错，全靠算盘打出数字。有时併表又不知是自己併错或是站干错，复核十九个站的半个月业务真够呛。而这些站干看我是新手，有的等到29日、30日帐表仍不送来。帐表不送齐我就不能併帐，站的帐没併，报表就造不出来，次月1日早9点前如没把报表送到县联社，联社合并不起来，就不能一级一级往上送。可这些半脱产的站干有的是老油条，有的责任心不足，也可能有的要考验考验我这个新手；他们的差错率高，送帐表不及时，出纳与柜面会计都是新手，谁也帮不了我。平时月底六个报表，季度末十六个报表，都是手工做。弄得我的确很疲惫，虽然也向领导反映，要他们对站干严格要求，但状况还是得不到彻底改变。后来，我把这难题向父亲诉说，他说：“洪濑街，老油条是难免的，你跟他生气，骂他们是没有用的，你必须用制度来管束他们。在制度上要定送表时间超过怎样罚款，每差错一处怎样扣分，累计超过多少错要怎样处理等要订明白，但这要单位领导同意。”在父亲指点下我起草了一份《关于加强信用站干业务管理的规定》，征求了几位比较认真的站干意见，修改了以后送交领导审阅，领导十分支持，做了批示并下发严格执行，才解决了这个大难题，使洪濑社的信用站业务工作上了一个大台阶，县支行在试行三个月后即向全县推广。
父亲每次想出的办法既简单又实用。记得我弟在上海上大学时，他给家里来了一封信，说一位女同学，平时关系不错，她想在放暑假时一起到厦门、泉州以及老家走走，他又不好推辞，看父亲的意见怎样。当时父亲忙不过来，他把信看过后，递给我说：“你给清海回信，就说他们现在正处于求学阶段，要专心学习，多掌握知识，将来才有本事。至于那位同学，如果是纯粹的同学关系，想到南方来走走我们很欢迎，但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现在还没毕业分配，不是谈恋爱的时期，如果是谈了恋爱，以后也不一定会分配在一起工作，那时会带来很多难以解决的困难，所以劝他们现在要把握好。”这封信的内容他们乐意的接受了，那位女同学也就取消了来福建的计划。
有一天中午，我的一个妹夫喝多了酒，晚上接着又有应酬，妹妹怕他喝多伤身体，就劝了他两句，妹夫没醒酒，与妹妹吵了起来，妹妹气得连酒桌也给掀了。俩人都不服气，一起找父亲说理。父亲首先批评了妹妹：“你用心虽好，但处理事情不讲究方法，没给丈夫留面子，以后让丈夫在社会上降低威信是欠妥的。”等妹妹不在的时候，他耐心的说妹夫，你自己也没把握好，中午已喝多了，晚上再喝多，伤身体是不对的，再说连自己爱人的劝告你都听不进去，连家庭关系都搞不好，你以后怎与人相处，不能很好与人相处又怎样干好工作，短短的几句话，使他们都心服口服。父亲就是这样，以理服人，不偏袒，不护短，所以，许多人都会主动向他请教。
五十年代，他在鹰厦铁路民工中队当指导员，民工中队共700多人，很多人因劳累，想借头痛或肚痛之名请病假，请病假要经医生签字确认。跟队的医生是林青仙，就是前章讲到给清海开草药的那位中医，他医术高明而且性直，那些人想蒙骗，他一把脉就知道没有病，装病的一个都没给签字。那些民工开不成就乱找茬，矛盾闹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当时的民工是洪濑人，洪濑街是全省五大集镇之一，那些人点子多，弄得这位医生很烦。后来也是父亲做了大量工作，指出那些民工没病装病的不对，答应他们只要积极干，待任务完成，会给他们一定的休息时间。又教会青仙以后碰到这种情况要怎样妥善处理，不要太性急，使矛盾化解了。后来青仙分配到其它国营厂当厂医，有很多使他无法接受的矛盾，他都要抽时间，过一个阶段就跑到我们家向家父倾诉，经常谈到下半夜，以至连过年都到我们家过就是这个缘故。
父亲经常鼓励洪濑街的民工创新，他领导的民工中队任务也完成得很好，经常得到上级表扬，并把其中表现好的推荐去当正式工，很多当了正式工的人都会经常到我家去看看。到80年代初，我到洪濑信用社工作，父亲说有些民工干部在洪濑，有的当食品站长，有的当车站站长等，让我有空去看他们，他们得知我父亲还在老家，都非常高兴，好些人相约由食品站长带上猪肉和酒（当时猪肉都凭肉票供应很紧张），一起到我家去看望我父亲。
父亲为人热情大方，但学习起来却非常认真，大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之矢志。有时给我们讲到学知识的重要性时，他会津津有味地讲起他刚到供销社工作的情况：由于供销社一天要卖很多油盐之类，当时是计划经济，街上也没其他生意人，老百姓买东西都到供销社去，经常是人挤人、排长队，有时物资又紧张，怕迟了买不到更是着急。父亲没念多少书，也不懂打算盘，由于旧时1市斤为16市两，算钱计重时难度多多，为此，他在到供销社上班的第一天晚上熬个通宵，把每小两等于0.625大两的换算背熟。又学会了珠算加减法，第二天照常上班，第三天晚上又闹通宵学珠算乘法......所以很快适应了供销社工作。
在信用社工作期间，他尽心尽职把有限的信贷资金用在刀刃上，千方百计帮助穷苦人解决困难，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过后，农村病倒的人太多，许多人没钱医治。为最大限度帮老百姓摆脱困境，他下乡摸情况，尽量把贷款放在最需要的地方。他足迹踏遍辖内每一个村庄、每一个角落，与老百姓共同探讨自强自救的方案。特别对高塘、荆坑以及杏田等山边村落，他更是关注。帮助群众兴修水利、造林种果，群众把他作为知心朋友，直到我下乡时大家还念念不忘，提起我父亲当年与他们同甘共苦的情与景。
九十年代，由于我家要修祖墓（结禄公的旧墓），其墓在田野中，人民公社时把其旧墓边的地都分给了老百姓，修墓要动用共6户人家的地，我去跟这些老百姓商量，大家二话没说，只表示：“需要多少地尽管用。”其中有位老大娘是远近有名的直言人，平时不管村里、镇里哪个干部做得不对，她都敢在其面前当着众人的面毫不留情地批评。她也有块地在那边，大家背地里给我说：“他们就担心这人脾气不好，不懂得让不让。”想不到我去找她时，她却非常热情，又泡茶又不停地说：“你爸是个大好人，以前他没瞧不起我们这些穷苦人，他是共产党的好干部，你们这些下辈我虽不大认识，但听人家评论你们做人也挺好，这点小事，还要商量什么，需要多少，你就用多少。”我要拿钱给她，她生气了，我深受感动，真是“老百姓心里有杆称啊！”后来，我给每户各送去一桶花生油，他们都十分客气。许多人都评价，也只有你们家搞才能这么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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