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震预报

结论：地震可以被可操作的实效预报，但现在还不能科学的精确预报。

也就是说在很多大地震来临之前，国家地震局或者地方地震局是有预测到的（非精确预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公布，大众不知情。

以下引入一个人物：

汪成民——曾担任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青龙奇迹”的重要贡献者。他在联合国介绍的“青龙经验”，被联合国评为“预测与决策的典范”。他的《对汶川地震预测存在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文中指出了过去地震发生前的很多可操作性的实效预报的文档和例子。

《汪成民汶川地震预测反思录》——翟明磊访谈并纪录，以下是其中内容的摘抄，区分地震的可操作的实效预报和精确预报。

地震专家们混淆了两种“地震预报”的概念

问：我仔细了解了地震局系统的专家与领导对地震预测有不同的说法，我认为：除了学术观点、个人经历有差别外，是否他们对地震预测的概念也不一致？

汪成民：你提的问题一针见血，地震局一批专家与领导采取一种混淆的方法，他把地震预报的两个概念混在一起。一个概念上呢，叫“科学上的精确预报”，是科学家坐家里头在计算机面前拼命计算，没有什么“老百姓生命财产，国家任务”，这些观念比较淡薄。就象计算机结果，算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这种预测要求精度高，科学上说得很清楚。科学家说，“地震不能预报，国家让我们报就是把不可能的事让我们做，肯定是要失误的。因此汶川地震、唐山地震没报出来，这是可以理解。地震没过关，要长期研究和机理，等到过关以后做得更好，目前急于求成，拔苗助长，反而适得其反。”问这些专家，“什么时候能报？”他们说，“几代人，十几代，几十代。”这是用美国专家的传统说法。那就是说，现在不是预报的时候，是研究积累资料的时候。这句话说白了，共产主义的事放在社会主义做了，这是不现实的。我就问，“什么时候能报地震呢？”他们说把所有机理搞清楚了以后，才能报地震。我说：“这样，我们治病，哪一个病机理是弄清楚的呢？感冒，机理清楚不清楚？如果清楚，怎么有非典，鸡流感，猪流感？这说明有变种，感冒机理永远没搞清楚，不断变化的，是不是感冒就不治了，非典就不治了，猪流感就不治了？绝对不是啊。”

所以面临第二种概念，不是科学的精确预报，我把它叫做“可操作的实效预报”。在目前地震预测研究没有过关前我们只能采取可操作的实效预测，我们要取得效果，不是什么机理不机理，机理肯定要研究。运用目前认识去做，有多少经验做多少事情，这种预测就是周恩来说的，你们事先要打个招呼。就是这个事情。周总理说“科学上的预测我不苛求你们，可是你们能不能利用各种现象，你们的经验，老百姓的反应，各方面情况积累在一起，蛛丝马迹，事先给我们打个招呼，为政府排忧解难”，他就把这样的任务下达给李四光。所以周恩来总理非常聪明，也非常务实。

现在陈建民局长说十几代，几十代。从科学预测上才有可能，但几十代之前怎么办？汶川地震再发生怎么办？坐以待毙？没有其它任何办法：只有利用现在的知识来做，就是周总理说的打招呼。地震局呢，他是以第二种办法：“向老百姓打招呼”去向国家要钱，可是一旦出事就用精确预报做不到来推辞。这两手反复应用。这手法我很清楚，地震局我呆了这么些年，有时，口袋里放一些有地震的资料，另一个口袋放一些没有地震的资料。资料很多，看领导脸色。领导说最近势态紧张，国内外情况很多，你们要做好工作。不要给我们添乱。我们就拿出最近地震安定的材料让领导安心。假如领导说现在地震是当务之急，你们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就拿出随时都有地震的资料给你。我发现越来越多的领导特别是后期的领导，受文化大革命熏陶，领导都变成政治家，都是琢磨预测准了的地震我是有功的，预测错了的地震我又无罪，怎么样我乌纱帽能保住，整天琢磨这些事情，于是采取很多措施。这东西非常害人。我们在地震发生以后给中央写了封信。明确认为这次地震，地震局是有责任的，写得非常尖锐，认为做好工作，事先是可以打招呼的。因此应当问责。

北大一个科学家说，时间，地点报得好，余震地点是比较容易。他说7级与6级相差三十多倍。我说，你知不知道总理指示？知不知道海城地震怎么报出来的？海城地震，我们报5到6级地震，结果发生7.3，能量是三百多倍差别。尽管这样，事先打了招呼，至少救了十万个人。老百姓与中央领导并没有苛求我们一定要报多准，而是要我们向老百姓打招呼，告诉大家最近不太安稳，可能有情况。我们老实说看不准哪天，哪个地点，只知道这一片。这样的预报，中央已经非常非常满意了，没有人叫你们搞科学计算小数点后面多少位的预报。这个概念上的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

问：这次汶川地震，地震局事前没报出来，强余震预测也是失败的，以致于成都人流传，“可怕的是，没报地震，地震来了，比这个更可怕的是，报了地震，地震不来。”的口头禅。

汪成民：地震局对强余震预测报得非常不好，并嫁祸于我们。幸亏我们是两头上报了，一份预测意见向地震局报送，另一份预测意见通过内参记者向中央呈报。例如；我们5月17日送去的预测报告，认为从5月18日起到21日有强余震。给中央的预测意见当天就送到中央领导手中，而我给车时副司长得预测意见，车时第二天才向领导汇报，然后，地震局领导开会，再找专家碰头，最后作出了一个19日到21日有强余震的预测意见。轰动了重庆市、甘肃省、青海省、山西省，陕西省出现跳楼，混乱，压力太大。在他们讨论过程中我们报的地震，在18号凌晨就发生了。我们立即宣布预报解除，准备报第二个地震，又报准了，结果地震局第一个地震错过，第二个地震也没等上。两头落空打了个时间差，他不想承认自己报错，说受了其他人预报的误导，想把我们也放在其中之一，引起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我们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