愧怍

作者: 函山 | 来源:发表于2024-04-18 00:42 被阅读0次

    “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不幸者的愧怍。”这是部编版七年级语文教材所收录的杨绛先生所作散文的《老王》里的最后一句话。

    明明是第二次为学生解读,却较第一次更有一种若有所失的意味,这种若有所失大抵是源于我的自知,凭藉我现在的功力,仍难将所思所得完完整整地传达给他们。或许该写点什么了,为自己的力有不逮,也为杨绛先生的那番愧怍。

    而关于那句话的解读,有一种说法较为盛行,大意说:“愧怍是觉得自己作为幸运的人,给予老王这个不幸者的关怀还不够多。一个社会总有幸运者和不幸者,幸运者有责任关爱不幸者,关注他们的命运,让他们也过上好日子,帮助改善他们的处境。”

    抛开“幸运者有责任关爱不幸者”这个近乎道德绑架的命题不论,我只因前面那句“觉得自己作为幸运的人,给予老王这个不幸者的关怀还不够多”而深深感到疑惑——她给予老王的关怀不够多么?

    别人因老王一只眼失明而怕发生意外不愿乘他的三轮车,她却常坐他的三轮照顾生意;别人对老王瞎掉的那只眼睛加以恶意的揣测与嘲笑,她的女儿却给老王一大瓶鱼肝油治好了他另一只眼的夜盲症;不论老王如何客气或婉拒,她都坚持给他应有的报酬;在平日里,她还会给老王一些生活上的关怀和经济上的帮助。

    她已将自己所能做的事情做到了极致,唯一有所缺失的,恐怕只是老王最后一次拜访她后,她不曾主动去探听老王的情况,以至于老王次日就去世却在十多天后才得知他的死讯而已。这样看来,她为此愧怍倒也合乎情理,只是我尚不满足,仍难明白杨绛先生的“愧怍”是何物。

    于是又近乎偏执地将目光落在那句话上,“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好像过去了很长的时间,又像只过去短短几个呼吸,得不到答案,却有了一些新的问题。

    ——杨绛先生为什么说自己是幸运的人呢?为什么说老王是不幸者呢?又为什么感到愧怍呢?或者这种愧怍果真是愧怍,而不是其他被我疏忽或遗忘了的东西呢?

    首先反应过来杨绛先生是幸运的人。不同于老王,她的丈夫与女儿都健在,因此有着完满的家庭;她身上没有出现重大的残缺或疾病,因此身体还算健康;她家还能在维持生活的同时给予老王一些资助,因此也不算太过穷苦。同时也明白老王确实是不幸者,他的不幸正是杨绛先生那些幸运的反方面。

    紧接着却立刻想到了她家同老王往来的那段时期的遭遇,先是夫妇二人被人写大字报诬陷“轻蔑领袖著作”,洗清冤屈后又被安排去干校接受“劳动锻炼”,两三年后回家却又遭到住在他们家的“革命男女”的毒打与迫害,以至被迫离家出走在外流亡了又三年。

    这时我沉默,抚膺自问,同等的遭遇若发生在自己身上,自己还能自谓幸运么?我想我是做不到的,同个时期里遭遇更其不幸的老舍先生投湖自尽至今已逾五十七年。于是明白,站在旁观者的视角来看,幸与不幸不过是相对而言。

    那么,身在局中的杨绛先生又该是出于怎样的心情把自己放在一个“幸运的人”的立场上,从而又为什么会对老王这个“不幸者”而生出“愧怍”之情呢?

    敢竭鄙思,恭度高义:

    “我诚知此时此刻自己的遭遇谈不上幸运,只是见证了老王的不幸后,便忝列于不幸者之流,而只想要在力所能及处与他一些关怀,使他感受到些许暖意。这正如他明明经历了更深的不幸,却仍在生命最后的关头拖着病重滞笨的身躯将自己所能拿出的最好的香油和鸡蛋送来我家一样。”

    “别人不愿意坐老王的三轮,我常坐,他蹬,我坐,还乐意和他一路上说闲话。别人对老王瞎掉的那只眼加以恶意的揣测与嘲笑,我家治好了他另一只眼的夜盲症。不论什么情况下,我都给他应得的报酬,这当然是我的本分。于是我还给了老王些许生活上的关怀与经济上的帮助。”

    “除了在老王生命最后的时光里,我因害怕或糊涂而疏忽了老王的病情,其他时候我已把我能做的都做到了极致。可我为什么还会感到愧怍呢?可我正该感到愧怍。使我感到愧怍的不独是我对他的关怀不够,而更是我明明给了他那么多的关怀,却仍然无计消除他的病痛,仍然无计阻挡他的死亡,仍然无计改变他的不幸。”

    作出这样的解读本该感到惶恐。往好的方向说,这是在演绎杨绛先生的仁义,而往坏的方向说,却似把杨绛先生的形象刻画得太过夸张而几于痴愚了。不说自己幸与不幸,明明为旁人的不幸而感同身受或伸出援手便已是仁至义尽,又何苦为他人的不幸与亡故而感到歉疚呢?

    可在一千二百多年前,不是也有一个和杨绛先生一样痴愚的香山居士么?

    那年夏日,他正担任一县县尉,负责的是缉捕盗贼、征收捐税等事宜,享受的是三百石近四万斤粮食的既得利益,却在看到那个抱着孩子、右手拿着遗落的麦穗、左臂挂着破烂的竹筐的贫苦妇女后,写下了“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的不朽诗篇传唱至今。他又何尝不是因自己无法改变不幸者的境遇而深感愧疚呢?

    直到此刻,我蓦然明白了,杨绛先生的“愧怍”也好,香山居士的“私愧”也罢,他们的“愧”原来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愧疚,而是一种自发自觉于他们内心深处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而这正是中华古往今来的读书人身上最可贵的品质,跨越了阶层的差异,也打破了时空的界限,无论身份高低,距离多远,相隔多久,总能找到同类并与之遥相共鸣。

    它可以是杨绛先生所说的“一个幸运的人对不幸者的愧怍”,可以是香山居士所说的“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与“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也可以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同情心、同理心、人道关怀……可如果有机会给它取一个更“语文”、更“浪漫”一些的名字,我能够想到最语文、最浪漫的,范文正公《岳阳楼记》里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仁人之心”。


    后记:

    首先是“敢竭鄙思,恭度高义”这八个字,显然是改《滕王阁序》的“敢竭鄙怀,恭疏短引”而用之,用意也相近,如果一定要翻译出来,大抵可以是:请原谅我冒昧地竭尽自己的才思,从而来恭敬地揣测您使我高山仰止的仁义”。

    其次是这篇文章的写作动机。一是弥补两轮四次在教学《老王》上的不足与缺憾。二是为自己以后教学类似篇章的时候提供一个理性思辨与感性演绎相结合的借鉴。三是捡起这两三年来因曲折经历而遗失遗忘的那份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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