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期，“我国博物馆馆藏文物腐蚀率超50%”“每年用于文物保护的经费仅占博物馆业务经费的5%左右”这两个观点又成了媒体眼球经济的受害者，一时间批判扑面而来，但是似乎都没有解释清楚文物腐蚀、文物保护的内涵和外延。单单就统计学的角度讲，没有条件和环境信息的两个数据，基本上没有正确的意义。
文物的自然损坏称为腐蚀，依据文物遭受腐蚀的深浅程度，一般将馆藏文物腐蚀程度规定为四个等级——基本完好：文物无病害，表面无腐蚀产物或有稳定腐蚀产物，文物本体完好；中度腐蚀：腐蚀产物对文物造成较为明显的损伤，占该文物本体10%-50%，或有一定深度，已影响文物外观；重度腐蚀：腐蚀影响到文物本体强度及外观（占该文物本体50%以上），且腐蚀有发展趋势；濒危：腐蚀严重影响了文物本体强度，如不立即进行修复，文物就有解体、消失的可能。
藏品在进入博物馆之前，其保存环境是多种多样的，影响文物保存的因素也非常复杂。以历史艺术类的博物馆来说，大多数藏品的来源是考古发掘的出土品，那么由地下水的酸碱度，地下土壤的微生物和微量元素，地下环境的温度，气体、液体组成等环境因素，甚至是否曾经被盗扰过，决定了它们的原生保存状况，而不幸的是，大部分墓葬遗址的环境，并不能保证其中的文物历经千百年而毫发无伤。大部分考古出土的出土品，都会有一定的腐蚀，而当考古发掘进行过程中，出土品从原来的埋藏环境突然进入到现代环境中，也有可能造成损失。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发现墓中随葬有藕、桃等水果，刚刚打开墓 室时还看上去很新鲜，但不久便腐化成了一滩水。这个个案告诉我们，考古过程中出土品的腐蚀损失是难免的。不过随着文物保护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考古过程中出土品的腐蚀损失的危险会逐渐地减少。
除了环境因素之外，藏品腐蚀损失的速率和危险程度和材质是有关系的。一般来说，非金属材质文物对保存环境的要求比较宽松，不容易腐蚀，譬如石器、陶器、瓷器等；性质比较活跃的金属材质就相对容易腐蚀些，譬如铁器和锡器，青铜器表面大多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矿化层，但是如果出现了粉状锈就难以恢复了，性质稳定的材质譬如金银器也相对容易保存；对保存环境要求最为苛刻的则是有机材质的文物，譬如皮毛、纺织品等，对温湿度的要求极为严格，在有条件的博 物馆中要放在低温特藏库房里保存。
综上所述，“我国博物馆馆藏文物腐蚀率超50%”的提法很正常，因为进入博物馆库房之前的文物腐蚀损失并不可控，文物随着时间的流失逐渐走向损毁也是正常发展规律，这是时光在文物上留下的印记，符合事物演变规律，难以避免，所以并不用对此感到万分惊讶。博物馆保管部门的工作，就是和文物的腐蚀现 象作斗争，使藏品存在的时间尽量延长。
狭义的文物保护，指的是将损坏的文物修复和文物的日常护理两个方面。一般的博物馆主要对文物进行日常的保养工作，包括防潮湿、防干燥、防污染、防灰尘、防光辐射、防虫蛀、防霉菌、防腐蚀、防糟朽、防变色、防老化等多个方面，既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又重视民间传统收藏经验的总结与继承，基本形 成了一套完整并行之有效的文物保养方法。业务水平比较高的博物馆会专门设置文物修复部门从事腐蚀损失文物的修复工作，还会代为修复一些其他博物馆的腐蚀损失文物，仅2011年一年，当时全国83家国家一级博物馆就修复了文物11891件。从全行业层面，国家文物局分五批确定了22家重点科研基地，在发挥各 馆文物保护优势的基础上，集中人才和资源，举全行业之力进行文物保护修复科学研究和实践，逐步研究和攻克文物保护的各种理论性和实践性问题。
时值今日，“文物保护”这一概念已经发展到“预防性保护”，文物保护理念不再是文物腐蚀之后的修理，而是从博物馆馆藏文物保存环境的角度来思考对文物的保护，确保包括文物库房、展厅、展柜、储藏柜(箱、盒)等空间中的各种物理、化学、生物条件符合文物保护的需要，努力使文物处于一个“稳定、洁净”的安全生存环境，尽可能阻止或延缓文物的物理和化学性质改变乃至最终劣化。就文物库房来说，《博物馆建筑设计规范》对库房的结构布局、安防消防、采暖通风、温湿度、墙壁热阻甚至窗地面积等项目都有明确的要求。对于展厅中文物存放的小环境，博物馆也会以专门的设备控制温湿度、光照和灰尘等条件。节目主持人张泉灵曾经发微博称，她在参观国家博物馆时偶然看到馆内的PM2.5监测表后大吃一惊，因为当日北京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爆表的1000，而馆内的PM2.5只有16。所以对于“每年用于文物保护的经费仅占博物馆业务经费的5%左右”，我觉得这句话中的“文物保护”可能对应的是狭义概念上的文物保护，因为预防性保护的投入非常大，而且贯彻于从科研到应用的各个环节，如果算上广义的文物保护，这一比例可能还要大幅度上升。
不过就工作角度，用于文物保护的经费确实尚嫌不足，博物馆也在尝试体制革新来解决实际问题。譬如上海博物馆建馆以来修复难度最高的大型青铜器“交龙纹鑑”修复，就获得了美银美林“艺术保护项目”的资金支持购买先进的设备，促进了整体修复进程。
不过文物保护工作的强度大，难度高，科学性强。譬如，文物保护的一个经典的应用性个案是秦始皇兵马俑出土的一号、二号铜车马的修复。出土时，两乘铜车马破碎成3000余片残片，绝大部分部件变形，彩绘均有损坏。文博工作者共用了8年才将两乘铜车马修复完毕，文物修复并非是简单的胶水糨糊拼拼补补，而涉及考古学、材料学、工艺技术多个学科，理论研究、模拟试验等多个科研环节，可以说兼有跨学科科研和修复记忆的综合性项目，所以对从业人员的要求特别高。从目前的业态来看，相对于资金投入和需要修复的文物来说，文物保护的瓶颈问题还是人才的培养。以2005年的数据为例，当年河北省有70314件重度腐蚀以上文物急需进行抢救性保护，按照平均修复1件文物约需3000元计算，河北省文物抢救性保护需要经费约2.1亿元，而当年河北省的财政收入有1035.2亿元，那么为什么政府没有一次性投资解决这一问题呢？因为当时河北省全省专职文物修复人员只有11名。长久以来，社会习惯以产业模式的“投资-收益”方式来思考问题，但是这一方式在文物修复领域恰好是不适用的。
以上可以看做是对50%和5%两个百分比数据的背景介绍，希望我国媒体能及早开始专业化而不是抓住模糊的数据来炒作错误的信息和舆论，也希望文物行政部门和博物馆一方面在进行文物内容教育的时候能够兼顾文物工作的宣传，更希望能够把一些行业数据公布给社会，只有信息的公开透明，才能消弭一切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信息误导和混乱。
（本文授权《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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