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9年,后金皇太极率领军队越过明军层层设防的关宁防线,从蓟镇突入明朝内地,是为“己巳之变”。
皇太极这次奇袭,不亚于在北京城里投下一颗原子弹。
从1619年萨尔浒之战大败,至此11个年头,明金的战事都在边疆打,打得再狠,叫得再急,京城官民基本都无感。等到皇太极打到城下,半个多世纪没有经受过战乱流离的北京市民和朝廷官员们,在入侵者的烧杀劫掠面前,才把边患与个人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
这就好比,对于晚清的东北人来说,鸦片战争不是战乱的开始,中日甲午战争才是。他们眼中的卖国贼不是琦善,而是李鸿章。
“己巳之变”中京城官民的心态亦与此相同。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感慨后金的强大,而是陷入了对守边大吏袁崇焕的怀疑与愤恨之中。袁崇焕的人设彻底坍塌了。整个社会对袁崇焕怨谤纷起,清代史学家赵翼说,当时举朝之臣及京城内外,都骂袁崇焕是卖国贼。当时的明朝人恨极了袁崇焕,至少袁崇焕被凌迟处死的时候,北京城里的官民都是高声叫好,甚至争啖其肉,以解心头之恨。
尽管客观的讲,袁崇焕确实在城外与后金拼死拼活,被弓箭射得跟刺猬似的(还好铠甲够厚,没有全忠),但是明朝廷就是不让他和他的军队回城休整。然后崇祯召见袁崇焕,由守城士兵放个筐下来,把他提到城墙上。袁崇焕当时是被作为“叛贼”看待的。
少年崇祯是个明白人。他把袁崇焕关了好几个月,罪名也定了好几个,但都没有清政府后来所谓的反间谣言及官愤民怨中提到的“通敌”。
我们从人性角度出发就很容易理解历史背景下的各个历史人物的考量究竟是什么了。你想,皇太极都杀到北京城下了,军事上出了这么大的纰漏,伤亡惨烈,老百姓需要泄愤吧?这么大的变故总得有人担责吧,这么大的屈辱总得有人背锅吧?这个人不可能是皇帝本人,那就只能是皇帝任用的某个官员。
这个人不是名正言顺的北方集团军统帅袁督师,还能是谁?
根据史料,当时负责处理袁案的兵部尚书梁廷栋本来要将袁崇焕满门抄斩,结果余大成告诉他说:“袁罪何来?岂非敌袭围京?吾视尚书反复六任也,坐兵部者全身而退者未有一人。今袁无能,令处夷刑,后敌又围京,先顾公之三族。”梁廷栋设身处地一想,换自己会怎么样?想想自己祖孙及妻三族要是被牵连会怎么样?而且事情没着落,保不齐还会再重演,估计八成梁廷栋自己也脊背发凉,所以强烈建议给袁减刑,不至于祸及三族。
也就是说,明帝国官员对袁崇焕获罪的原因是心知肚明的。“己巳之变”在当时被视为自明与后金交战以来军事上最大的失败。根据以往辽东军事失败必罪督抚的惯例,“己巳之变”本身就足以导致袁崇焕获罪,而且轻则戍刑,重则论死。
我们知道了袁崇焕的历史死因,然后回到这个问题,崇祯杀袁崇焕是自毁明长城么?
梁启超曾说过一句话,“袁督师一日不去,则满洲万不能得志于中国”。其实这也是很多人读明史的感受:如果袁崇焕不死,清能不能取代明要打个问号的。
这都是没有的事,历史是不容假设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什么活神仙。朝代更替是综合实力变迁的结果,不排除一定的偶然性,但绝非一人一事所能改变。以明朝整体局势的衰颓,给你十个袁崇焕,皇帝比崇祯更英明神武,也多顶不了几年。
更何况,袁崇焕绝非完人,虽有过辉煌战功,但也犯了不少低级的战术错误。要命的是,他的综合素质不够硬,虚长了崇祯二十多岁,却表现得不及崇祯老练。做事任性独断,性情乖僻自负,好高骛远,在辽东铁腕排除异己,官场上不会揣摩上级意图,政治上幼稚天真等等。历史就是这么残酷,即便没有“己巳之变”的追责,没有崇祯的掣肘,袁崇焕始终难逃一死,大明始终难逃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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