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村口，是座小桥。横跨在一条灌溉渠上。也不是正经意义上的桥。就是下面埋个水泥筒子，上面两边有砖头垒起来的“桥爪子”。夏天，水稻上水的时候，人从桥上过，下有流水声。
小桥的两边，渠的两侧，有树。也不是名贵的树种。皖北大地上随处可见的大叶子杨树。风吹过，树叶子哗啦啦地响。不远处，有那杨姓人家的旧屋。站在桥上，站在绿树的中间，会觉得有一种“小桥流水人家”的清幽。
就是这个村口，据说有一双眼睛呢。这么说的，是我父亲，邻村小学里的民办教师。但我起先并不相信的。因为这，我挨了父亲好一顿训斥。
1990年的秋天，我接到了去单位报到的介绍信。报到那天，我骑的是家里那辆破旧自行车。那时，我骑车是新学手，只能把车子歪一点，车子处于静止状态时坐上去，然后才蹬车。下车也是，显得很笨拙。
挨傍晚，我才回来。中午在单位喝了点酒，头有些晕乎。我从村口越过，直溜溜地骑到家门口。父亲已在屋里坐着了。看我下车，脸有些沉。这超出了我的预期。我一路上都想，父亲该听一听我上班第一天的见闻吧。
“你站着。我跟你讲讲。”显然是要训话的口气。但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只能傻站着。“以后回来，在村口就要下车。不能直直地骑到门嵌子上。”
我有些不解，也有些犯难，“我下车再上去，费劲。”
“谁叫你再上去了？从村口到家门口又不远，推着回来。”末了，父亲说，村口是有眼睛的，而且那眼睛一刻也不歇着，瞅着每一个人的神态呢。“你不下车，那眼睛不瞪得滴溜圆，才怪。”
打那以后，我一边不情愿地照着做，一边留意村口，想看看那眼睛究竟在哪里，是个什么样。
村南的王姓人家，出了个有出息的人。他中专毕业后，分配到了外地的地矿部门。1990年代，他已升任局长了。有一年春节前，他回家给他故去的爹妈上坟。车子开到村口，他跟老婆孩子就下车了，让司机把车子开进村。他在村口，前后打量了几分钟，才迈步。一路走，一路跟还依稀认得的乡邻打招呼，跟上了年纪的人握手。
村里有个放电影的老王。他算得上县里电影公司的人吧。他家就在村里，他就住在村里。他骑的是一辆加重自行车。我记得，他是村子中第一批买得起自行车的人。他下班回家，几乎每一次到村口，都要下车，站在那小桥上，整一整衣袖，推着车子回家。从村口到家门口，不论是不是碰得见人，他都推着车子。不知道的，还以为那车子出了毛病。
我父亲在邻村小学教书。每一次放学回来，都要在村口停一小会儿，拍拍袖子上的粉笔灰。那个动作，在我的记忆中尤其深刻。父亲的身份是民办教师，本就是农民，穿的衣裳，跟村里人并无二致。而且从学校到村口，二三里路的样子，衣袖上就是有粉笔灰，也早被风吹散了。他在村口拍灰的动作，简直就是多余。但父亲从来如此，从未改变。
这些年来，每年的腊月里，外出闯荡的人们都要拖家带口，返乡过年。经过几百里、上千里路的长途奔波，到了村口。无一例外，他们都要在那里稍作停留，看一看四周，捋一捋头发，整一整衣物，然后向一年未见的乡亲招一招手，握一握手，精精神神地回家。
我相信，村口是有眼睛的了。那也一定是村庄的眼睛。来来往往的村里人，村中事，它都一览无余。它目送村里人离开，也用目光迎接他们归来。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但分明能感受到它殷切的凝望和注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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