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和能源持续紧张的局面正日益威胁着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的发展。过去十几年来无视生态环境的高速发展，终于显现其负效果。近年来，雾霾、水资源短缺等问题在中国城市中彼起此伏，重金属污染、大气污染严重的影响着人们的健康。民众要求治理环境、维护生态、保障自然资源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伴随着经济增长后劲不足和环境问题的凸显，人们开始冷静下来思考中国继续前进的方式。
一个令人欣慰的局面是，从欧美渡来的舶来品“低碳”在中国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领导人开始真正意识到中国应及时抓住这一机遇，在老龄化日趋发展、环境承载能力渐达极限的“新常态”下完成自身的转型，哪怕阵痛显现。最近一年，有关气候变化应对、节能减排、低碳试点、碳排放交易等一系列政策令人眼花缭乱，尽管在短期还无法评估这些措施的效果，但毫无疑问的是，从长期来看这些政策必将对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
发生在中国的“环境危机”，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19世纪的纽约，市民每天都与污水、噪音作斗争[1]。20世纪初的芝加哥、匹茨堡，曾一直被来自重工业工厂的浓烟笼罩[2]。这些现在的发达城市曾经遭遇着与中国城市类似的命运，不过如今它们都宣称自己是“绿色城市”。放眼全世界，如今遭受着类似中国城市命运的大多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城市在面对环境问题时，有着充裕的时间和资源来进行调整，一百年的时间足够一座城市从褐色变成绿色。如今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调整的问题，但资源的日益短缺和发达国家施加的压力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准备。一切都必须“加速”。这种世代累加的“不平等”，促进了应对气候变化谈判“进程”和各国推进减排政策的“力度”。中国积极的响应了这种“加速”。对于中国而言，进行自身调整比其他国家显得更为紧迫。中国政府计划要在本世纪中叶完成中国在世界地位的复兴，中国在唐宋时代曾是世界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同时巨大的人口和庞大的市场体系，也需要更多的资源支撑。但在资源存量的不足和资源价格在长期趋升的境况下，要满足人民生活日益增加的需求和完成复兴大业，就必须要寻找新的突破口。
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们对如何解决经济增长与环境问题提供了一种可量化的“概念”。阿兰•克鲁格[3]发展了库茨涅兹关于“不同国家人均收入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模式”，他认为人均收入与污染之间存在着相似的关系，从而提出了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的假设。该假设认为“经济发展在贫困的城市，一般会导致环境质量的下降，但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又会帮助中等收入或富有的城市解决环境问题。”许多富有国家的案例，佐证了这一观点。但问题的关键是，对于欠发达的国家而言，达到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的顶点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在全球应对气候变暖的政策氛围下，并不允许有太多的时间来实现这一过程。在这种情况下，让欠发达国家改善环境，是否意味着要牺牲人均收入上涨的机会而永远处于贫困的地步。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较三十年前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在世界范围内仍然处于落后的地位(2013年数据是第89名)。对于中国而言，此时加大力度改善环境质量是否意味着要减缓经济的增长速度？事实的结果恰好相反，中国是在经济增速下滑的情况下宣布加大节能减排力度，试图在新能源开发、节能服务当中寻找到经济新的增长点。这种经济发展的思路不仅可以提高人均收入，而且还有助于中国在未来减少碳排放中成为全球领头羊和新一轮科技创新在中国的涌现。
事实上，中国在个别领域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光伏产业在中国颇为发达，一度遭到欧美国家的反倾销调查。不过在中国农村，安装太阳能是一件追赶潮流的的事情，随处可见的屋顶都能看到太阳能制热器，另外一方面，农村人在生活上显得更为精打细算，因为相比越来越高昂的生活成本，太阳能发电可以省下一笔不小的开支。尽管并非出于环保考虑，但却出人意料获得了一些成效。据测算，使用1平方米太阳能热水器，相当于每年节约120公斤煤。因此，进一步深入的推广家庭光伏对于节能减排而言，是一项极有前景的工作。在提高燃煤效率上，中国发电厂有着令人吃惊的表现。最近，“国际能源署（IEA）发布《利用燃煤电厂综合升级改造实现减排：中国经验》报告，以中国两座发电机组作为案例，通过测算展示综合改造升级可以提高净效率和CO2减排量，指出中国的经验可以在全球推广以改善燃煤电厂的效率，尽管两个机组经过流程优化、改进后效率提高不多，A3机组提高了1.8%，B4机组提高了3%，但累计提高效率还是非常可观。”[4]中国人总是擅长再改造，这种精神从上世纪末的互联网浪潮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尽管中国在一些领域取得了成绩，但是高污染低能耗的格局依然拖累了中国的发展，与德日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差距仍旧巨大。
林毅夫教授曾在一篇谈论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文章中提出，“如果政府的政策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那么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要素禀赋结构能够得到快速提升，产业结构就会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稳步向发达国家接近”。按照林教授的观点，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高速发展要归功于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但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不断下行，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自然资源不断遭到无序开发，中国由于劳动力要素和自然资源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在逐渐消褪，东南亚、非洲成为了资本追逐的新宠，而新的比较优势又没有“发掘”，中国经济似乎进入了两难。中国政府用“新常态”描述了这一窘境。实际上，在中国快速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已经悄然诞生出了一个新的“比较优势”。多年来的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模式造就了中国资源、能源浪费率高踞不下，每年因此而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浪费和隐形社会损失（包括污染造成的群体性事件和人民身体健康的威胁、资源滥采引发的利益纠纷等），近年来愈发严重。在这一领域，我们和美欧日发达国家相比，处于严重的落后地位，存在着巨大的提升空间，如果消除这些浪费、提高经济效率，就可以减少大量的不必要的社会福利损失，有助于经济的进一步深度发展。另外一方面，自从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我国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才积累已超过总人口的10%[5]，总量已超过了美国总人口的一半，如何将这股优势转化为技术创新的驱动力是进一步发展经济的重点。因此，按照“后发优势”论，中国在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等低碳领域拥有巨大的潜力和富有竞争力的比较优势，正如十几年前的互联网进入到中国一样，谁又能想到十几年后今天的经济活动会与互联网发生如此紧密的联系呢？然而，当我们在谈论到低碳时，我们是应该谈论狭义的低碳还是广义的呢？我们是应先进行技术低碳上的突破还是制度低碳上的突破呢？
在过去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在谈论低碳时通常说的是发展模式上的低碳，所谓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低碳城镇化、循环经济等都是指向模式上的低碳，也就是说用什么样的技术、发展什么样的产业来实现低碳经济，中国政府也一直在强调要用更市场化的手段来解决低碳发展的问题。但思考这背后的逻辑，我们发现推动低碳的主要主体—政府，依旧是通过一些列行政命令和层出不穷的政策设计来刺激技术、产业的低碳发展，这一系列的行政命令与政策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市场的动向，市场的主体性和自我调节机制并未充分发挥出来，“无形之手”的力量在“有形之手”的操控下能动性大为减弱。因此，大多数的时候，模式的发展并不如我们所预想的那样美好。地方政府的决策者通常认为节能减排是一种“政治任务”，而非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种契机。这种“政治任务”要求在短时间内“见效快、出成绩”，这引发了多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僵化的、叠加重复的行政减排命令造成了企业正常运行的困扰，不仅加大了企业的负担，也加大了政府社会治理的开支，另一方面，过多惩罚性而非激励性的机制加重了企业的成本，企业通常会在各种政策中犹豫而错失市场的良机，从而导致寻租或消极应对节能减排情况的出现。因此，在讨论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时候，政府更应该反思一下政府自身的治理模式是不是“低碳”的，是不是合理的。这里所说的“低碳”就是一种广义的低碳，就是包含了政府的治理手段是不是高效的、是不是低成本的，有没有最小化社会成本、最大化社会福利，有没有明确政府所应承担的责任。另外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问题是，在发展低碳经济时，到底是不是由于现行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相关制度不足。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低碳相关制度是否供应充分或者合理，而是为低碳制度变革创新的其他基础性制度如科技、教育、文化等是否合理与完备。就目前中国的现实状况，科技制度、教育制度等基础性制度严重滞后以致无法提供可靠的创新人才，文化体制僵化没有从道德与信仰的角度重构中国民众的公序良俗观念。这种现状与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不相称，也与中国古老悠久历史不匹配（实际上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很大程度上并非是知识要素贡献的，而是劳动、资源要素贡献的），科技制度、教育制度在历经数次改革后依然守旧如固，这值得我们深思。而科技、教育、文化基础是低碳技术创新的源动力。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们自身的魄力与决心。所以在未来，中国政府应以更大的魄力与信心，完成政府治理的“低碳化”和配套低碳发展基础制度性的深化改革。在这两方面，中国仍有很大的空间。
在指责政府改革不力抑或期盼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和自我约束之余，中国社会的普通公众和企业、媒体是否也应深刻的进行自我反省。缺失信仰，无所畏惧，是当下社会众生的真实写照。要建立一种可持续的、低碳的发展模式，最重要的就是要在社会公众之中重建对自然的敬畏、对法律的信仰、对契约精神的尊重、对道德文化的坚守。一位教授 在一篇名为“我们都是腐败的共谋与同犯”的文章中这样说道，“有人问，解决方案在哪里？道德的良知和精神的信仰不需要一个计划经济式的解决方案。让‘生存还是毁灭’这个问题从每个人的内心复活。每个人懂得内省，就是为社会正骨和疗伤的最好的方式。”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正是基于一种对自然敬畏，对人类命运关怀，对法律契约尊重之上而展开的，那么在推动低碳而实现更长久的繁荣时，整个社会必须有所敬畏、有所坚持、有所关怀。社会与市场在国家的身体上跛脚了，就需要每个个体和组织来为它正骨。
在通向可持续的繁荣之路上，中国需要魄力与胆量，在驰骋的草原上寻找崭新而健康的动力源。古老的民族，有智慧也有能力来解决这些问题以使中国这头雄狮在前行的方向奔跑的更持久。
[1]Melosi（1992）；Melosi（2001）
[2]“GREEN CITIES: Urban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Matthew E. Kahn，第2页.
[3]现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4]中国科学报总第6172期，第6版，2014.11.18
[5]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人口普查数据，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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