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annualreviews.org/doi/pdf/10.1146/annurev-criminol-011518-024433
一篇综述，讲到了几则神经科学在刑事诉讼中帮助被告减刑的例子。
Sheila Berry在一次剧烈争吵中用煤渣块砸死了她的朋友，八个月后她接受了脑肿瘤切除手术，行为急剧变化，从以前的容易暴怒、不稳定变得顺从而平和。在几年后的审判中，一名专家证实位于Berry的小脑中线的肿瘤容易引起行为失调、自控力缺乏和攻击。麻萨诸塞州最高法院撤销了对Berry的一级谋杀罪判决，认为十三年以来她脑内肿瘤的不断增长影响了她的杀人行为。
Jerry Ray Davidson强奸并杀死了一名搭他车回家的女性，尸体几周后被发现，但头部始终没有找到。Davidson因为绑架和一级谋杀罪在田纳西州被判处死刑。但在最终宣判前，他在一家心理健康机构接受了脑扫描，结果显示他患有一定程度的脑萎缩和脑部异常电活动，这可能会干扰他的行为控制能力。之后辩方以律师协助无效为由要求重申，田纳西州最高法院同意了，认为检方律师没有向陪审团提供有关戴维森智力和认知缺陷的任何信息，因此他的死刑被撤销，并发回初审法院进行新的死刑判决听证会。
近几年来，10-12%的美国谋杀案审判和25%的死刑审判中，刑事被告都会利用神经证据要求减轻责任或惩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严重重罪案件中，神经科学在死刑判决中的应用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尽管相对于每年的重罪刑事指控和定罪数量，这一趋势仍然只代表了一小部分刑事案件（只有约5-6%的刑事被告成功撤销了初审法院的判决），仍有相当数量的刑事被告依赖神经科学来减轻他们对其犯罪行为的责任或处罚。
*然后这里我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利用神经科学证据为被告加刑的？比如某个小偷偷了受害者的手机并卖掉了，所有内存被删除，然后受害者疯了。检方通过给受害者做脑部扫描，发现这是个高敏感性格的囤积狂，丢失手机和数据这件事的严重程度对于他来说失去亲人差不多，于是检方提请加重刑期…… 这种情况肯定不会发生对吧。所以神经科学引入司法，只是更多对犯罪者的无罪辩护有利，而对无辜的人没啥帮助？但是每个人对损害的承受程度都是不同的，比如徐玉玉因为电话诈骗就心脏病发离世了，再比如林奕含因为被老师性侵导致自杀，每个人的承受能力都是有差异的，司法公正应该如何处理这种损害？
接着读，下面是讲到犯罪预测，最好的例子是布鲁纳综合征（暴力基因），这是只发生在男性身上的基因缺陷，由X染色体上的一个单胺氧化酶A基因变异导致，患者智力普遍低于平均水平，而且更倾向于实施包括性侵犯、暴力和纵火在内的犯罪行为。另外就是精神检查量表（PCL-R），有精神病诊断的罪犯比没有精神病诊断的罪犯更有可能再次犯罪。从监狱释放后的一年内，高PCL-R评分者实施暴力犯罪的可能性是低评分者的三倍。在释放后的10年内，70%以上有暴力史的高PCL-R评分者将再次犯下暴力罪行。在释放后的20年内，有暴力史的高PCL-R评分者中，多达90%的人将因暴力犯罪而被重新逮捕。而低PCL-R暴力犯的累犯率仅约为40%。
根据PCL-R，大约16%到20%的男性囚犯被认为是精神病患者。但是用量表来判断累犯风险的一个问题是，一些精神病患者学会在测试中撒谎，因此有时可以避免被诊断。于是最近的研究热点转向了囚犯的脑影像学数据，Kiehl等人用一个可以通过拖车运输的“便携式”核磁共振，对来自新墨西哥州和威斯康星州监狱的囚犯做现场扫描，通过结构和功能MRI来预测累犯风险。结构MRI的一个重要预测特征是脑龄，而功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用于控制冲动的前扣带回（ACC）区域，低ACC激活水平的囚犯发生累犯的概率比高激活水平的囚犯要高四倍。
接下来就要进入最科幻的部分了——直接大脑干预来阻止犯罪。一个问题，如果脑外科手术可以把犯人的累犯率降低80%，而囚禁几十年只能降低30%，是否可以容许罪犯选择进行手术，并且在手术后立刻给他们自由？
雨果最佳科幻小说奖的第一个得主是1953年（那还是盛行用前额叶切除术治疗精神问题的时代）Alfred Bester的《被毁灭的人》，在一个有读心术的世界里，犯罪极为罕见，而对那些犯下严重罪行的人，他们将被完全抹除心智，直到一个孩子的程度，然后按照社会规则重建一个守法的他的大脑。在60-70年代，人们对于通过药物、厌恶疗法、发条橙或电极插入等方式，对控制个人或群体的思想进行了大量讨论。直到过去二十年中所产生的一些非直接的大脑干预方式，如加利福尼亚在1996年通过了第一部强制性化学阉割法（加利福尼亚州刑法第6-45条）。在十年内，又有七个州效仿。
化学阉割通过使用一种女性避孕药：醋酸甲羟孕酮（MPA），以长效形式来抑制抑制睾酮的产生和作用（这也常被用作治疗激素反应性前列腺癌），从而大大减少男性的性欲。但直到目前，很少有被定罪的罪犯接受化学阉割。最近俄克拉荷马州法案的报道指出，在加利福尼亚州只有少数人接受了这种药物，而在其他几个州只有一人收到。化学阉割可能会产生骨骼缺钙等副作用。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从未批准过这种药物用于此种用途。
最后就是基于神经影像的反向解码技术，利用神经成像将大脑的物理层面与每种感觉、意图、甚至思想联系起来，如从fMRI图像中重建受试者脑海中的视频。基于磁共振成像的方法并不是对人们隐私的巨大威胁，因为这要求受试者在昂贵的机器上花费一个小时的时间，要非常安静地躺着并且严格地遵循提示。但研究人员正在研究更廉价、更便捷、更快速的神经成像方法，从更好地利用廉价的脑电图仪，到通过纳米级的超声波神经尘大规模记录神经元信号。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侦查欺骗、犯罪意图，甚至是犯罪思想的可能性是不可忽视的。
**这里的问题是，首先是阈值线应该划到哪里，也就是说，即使我们目前有绝对精确的算法可以预测某人在接下来二十年中有90%的可能去实施恶性犯罪，法官是否可以据此限制这个人的人身自由？如果95%呢？另外，法官是否有权利判决一个人进行直接的大脑干预？比如在罪犯的头脑内安装监测设备来7/24采集数据。这就提出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即所谓的“认知自由”是否应该具有某种特殊的权利？一个人的颅骨内部是否应该是一个特别保护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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