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枫桥经验的始末

史海钩沉：枫桥经验的始末

旅美教授苏向东

旅美教授苏向东插画作品

枫桥经验，是指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的“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基层治理经验。这一经验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肯定和推广，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重要创举。

那么，枫桥经验是如何产生、发展和传播的呢？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梳理枫桥经验的始末。

枫桥经验的产生 枫桥经验的产生，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密切相关。1962年1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对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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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提出要在实际工作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力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如“五反”、“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这些运动的目的，是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对四类分子（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的改造和监督，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ht枫桥经验的产生，正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背景下。1963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在全国城市逐步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

“前十条”强调了农村及城市的阶级斗争形势的严峻性，规定了“四清”运动的任务、政策、方法，“四类分子”不是此次政治运动的斗争重点，所以“前十条”中提出要将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为新人，对四类分子采取改造而非捕杀的政策。

1963年9月，中央根据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情况，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

“后十条”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必须执行的正确方针、政策。

此后，中央及地方各级机关分别派出大量工作队，在试点的基础之上，在各地部分县、公社展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枫桥经验便是1963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初期，在浙江省宁波专区诸暨县枫桥区产生的依靠群众（而非政府）就地监督改造四类分子的经验。当时，虽然中央决定对四类分子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但许多地方在具体推行中，依然采用定指标、“关一批”、“判一批”、“杀一批”的做法。

枫桥区的干部群众则通过大学习、大辩论、大讨论等方式，提高了自己的觉悟和认识，克服了单纯依赖政府法办的思想，克服了简单粗暴的方法，发动和依靠群众，对敌人分类排队，进行教育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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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枫桥经验并没有持续下去，而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断和否定。这主要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环境和思潮与枫桥经验的理念和做法相悖。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  文化大革命强调阶级斗争为纲，要求把矛盾上交，由上级领导和专政机关处理，否定了枫桥经验的“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原则

•  文化大革命鼓动群众造反，打倒一切旧的东西，破坏了枫桥经验的“发动和依靠群众”的基础，导致基层社会秩序混乱，矛盾纠纷激化

•  文化大革命批判和打击一切传统文化和民间习俗，否定了枫桥经验的“关心群众，尊重群众”的精神，削弱了基层群众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  文化大革命排斥和打击一切专业知识和技能，否定了枫桥经验的“组织群众，教育群众”的方法，影响了基层群众的法制观念和素质。

综上所述，枫桥经验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暴中被终结的，这是一段令人遗憾的历史。幸运的是，枫桥经验并没有被彻底埋没，而是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成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经验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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