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梁漱溟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的特点是“意欲自为调和”，以达“持中公允”的境界。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的精神”。西方文化不同，不是“持中公允”的文化，而是竞争亢进的文化。不是“意欲反身”的文化而是“以意欲向前要求”的文化。
梁漱溟认为对于人的“意欲”的不同解决方法决定了中西印三大文化的不同走向，也开出了不同的花果。
西方文化是一种向外发力的文化，对于意欲的解决也是向外和向前要求，这种下手的结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
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自己的满足。
印度文化（佛教）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遇到问题他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这是一种禁欲的态度。（吴嘉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读书笔记）
而梁对何为西方化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的：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产生的“Democracy”和“Science”为异彩的文化。以此为基石，梁开始完全展开他对于“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探讨和比较。
“向前要求”的意思是说，当西方文明面临欲求、短缺甚至即使是安定等等的状态下，他们的观念永远是向前、去求取、去扩张、去挑战的，即使是他们的语言文字，也是字母越接越长，而不是像我们在有限的方格里笔画越堆越多。从探险到航海，再到后来的“星球大战”，这种一心向外向前的观念贯穿在西方文化始终。
中国的文化和精神“求得个人心境与外部的一个调和”，是自足的、自得的，没有西方截然的主客两分的思维范式和对立感，总觉得个人与外部是统一的，即“天人合一”。
印度则是“彻底放弃的、一味向后的追求精神”，几乎彻底失去念想，认为生活即是受苦，大乘佛教里的苦行、禁欲、转世，都是推崇来生的那片极乐净土，而在实际生活里完全一任向后而回避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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