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编辑的，催起人来，几乎令人可以想见未来某一日死神来催命的情势。当然，往好处想，我今日既有本事死抵御编辑相催，他日，也许就不怎么怕死神的凌逼了。
我平日因疏懒成性，文债渐积渐多，只是，债多不愁，反正能躲则躲，能赖则赖，实在躲不掉也赖不掉的，就先应付一下。最近的债主是某报，人家要专案介绍我，不向我找资料又跟谁要资料呢？我很想哀告一声，说：
“喂，关于张晓风的资料，未必我张晓风就是权威呀！谁规定我该研究我自己？收集我自己？谁说我该提供有关张晓风的资料？我又不是给张晓风管资料的。”
如果要我在这世上找出少数几件我没什么大兴趣的事，“研究张晓风” 一定会是其中的一项。想想，世上好玩的事有多么多呀！值得去留意一下的事有千粧万桩哩！譬如说：可以拿来做意大利面的特别小麦叫“杜兰小麦”，只有“杜兰”可以构成那迷人的韧劲。而且，意大利文有句“阿尔甸特”，意思便专指那份韧韧的嚼头。
又譬如说马来人过新年的时候，晚辈跪拜父母，说“敏达玛阿夫”（mintamaaf)， 意思是“请饶恕我过去一年得罪你的地方”（啊，我多么希望普天下的人过新年的时候都互道这句话，它比“新年快乐”要有意思得多 了）。
又譬如台湾有种开在冬天的白色兰花叫“阿妈兰”（即祖母兰）， 开得天长地久，总也不谢，让人几乎以为它是永恒的。而开在春天的小朵紫色兰花却叫“小男孩”，一副顽皮又闯荡的样子。
还有初夏时 节，紫霞满树，危耸耸开遍洛杉矶和南美洲的那种“美死了人不偿命”的花树有个绕口的名字叫“夹卡润达”（GACARANTA〉，中文有个文邹邹的翻译叫“蓝花楹”……世上“杂学”无限，张晓风去搬弄张晓风的资料，一方面是无趣，一方面也是胜之不武吧？
但人家在催，我也只好去找。“找自己”是件蛮累的事，而且往往并无收获。倒是有一天木匠阿陈来修衣橱，抖出一包信，我正打算拿去丢掉，不料却发现那泛黄的纸页上有一片熟悉的笔迹。凑近一看， 几乎昏倒。
天哪！那是朱桥的信啊！朱桥死了有三十年了吧？他曾经是多么优秀的一个编辑啊！而他是自杀死的，“自杀”在当年是个邪恶的不干净的字眼。他所服务的单位（幼狮系统）大概因而非常不以为然，所以他连身后该有的哀荣也没有捞到。丧礼上的亲属只有他的老姨妈，她用江北口音有腔有调地哭数着：
“朱家骏呀！你妈把你交给了我带来台湾呀！叫我以后回去怎么 向你妈交代呀!”
过一会，想起来，她又补唱几句：
“你的志向高呀，平常的女孩子你都不要呀！至今还没成家呀!” 我非常惊讶，因为老姨妈似乎在用哭腔哭调告诉众亲朋好友：
“对于他的死，我是无罪的。不要以为我不照顾他，他没有成婚，他眼界高，他看上的女孩子人家看不上他，他的婚姻不是我耽误 的……”
三十年后我才逐渐了解，晚期的朱桥其实是在精神耗弱的状态下，产生了极度的“沮丧”。这事如果发生在今天，医生会认为这只不过是极平常的“忧郁症”，每天早晨吃一颗“百忧解”也就过去了。可怜当年的朱桥虽一度皈依佛门，却仍然二度自杀，似乎下定必死的决心。
曾经，为了催稿，他在作者家中整夜苦苦守候。曾经，他自掏腰包预付某些作者的稿费。他曾经把《幼狮文艺》办得多么叫好又叫座啊！
此刻，这封三十三年前来自编者案头的信竟忽然出现在我眼底， 令我惊悚流泪。是前世的信吗？真的有点像，古人是以三十年为一世的。虽然，所谓的三十年，其实，也只像一瞬。
那时代穷，还没有发明什么用五万十万的巨额奖金去鼓励文学青年的事（文学青年一概皆靠编者的信来加以鼓励）。1996年，我参加了奖金千元的“学艺竞赛”，并且得了奖。我当时二十五岁，翌年，我获得中山文艺奖（奖金五万元），以后又曾获得十万的或四十万的奖金——奇怪的是，我最最难忘的却是这奖额千元的奖，只因评审会中有人因我的文章而哭泣。那泪水，胜过千万金银。
台湾刚解严的那阵子，有外国电视记者来访问，他提出的问题 “尚未解严的时候，你的写作是不是很不自由?”
我说：
“不，我一向都是自由的，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问题是编辑，看他敢不敢登而已。”
1966年，我写了《十月的哭泣》，算是当时权威能忍受的极限吧?而朱桥在《幼狮》上刊登此文，其实也冒着掼掉总编头衔的危险吧? 我当时少不更事，哪里知道自己痛快驰文之际，竟会害别人要赌上自己的前程。当今之世，肯为作者而一掷前程的编者又有几人呢？
朱桥的那封信是这样写的：
晓风小姐：
我愿意向你致最大的敬意，当我读完《十月的哭泣》之后，正和你含着泪写一样，我也含着泪读。今天，我给魏子云先生看， 他比我更为激动，他不竟（仅）是热泪盈眶，而且他说要找一座山痛哭一场。
尼采说：“余最爱读以血泪写成的作品”，唯有以真诚的情感，才能打动人，特别是在我们今天处于这个惨痛的悲剧时代，本着这份感知，就我一个平凡的人而言，多少年的清晨与长夜， 我都是为着一点爱国热忱，贡献了我能贡献的。
就我编《幼狮文艺》后，虽然不如理想，但也看得出这份努力的心意。对于当前文坛上那些享受虚名与渔利之徒，时常令我齿冷，目前风气所趋，也是徒唤奈何的，因此，我对你抱着“那个题材不感动你的，而不邃尔下笔”是非常对的，希望你保持这份难得的态度。
学艺竞赛收稿已截止，就我观察而言，你的大作“获奖”是绝无问题的了。你信中说，你在情绪激动之下完成此作，有些小地方需要斟酌，我和魏子云先生研究很久，略为改动几处几个字，同时把题目拟改为《十月的阳光》。
我们也知道，一字不改最好，因为你已用得很妥切了。为了免得被一些肤浅之辈断章取义，还是略加更改的为好，虽然，我们的刊物政治立场鲜明，但比任何民营报刊更不八股，别人不敢刊登的，我们反而敢刊登，我们敢刊登的别人亦未见得敢刊登，所以，改动数字几乎是必须的，尚请卓裁！
我非常快慰，能获得大作参加学艺竞赛，谢谢您给我们这篇 好文章！敬祝
大安
朱桥 1966年10月17曰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那篇文章只不过大胆真实，并没有忤逆之处。但是事隔几年，当齐邦媛教授和余光中教授两人要把该文选入某文选的时候，两人也彼此作壮语道：
“管他的，杀头就杀头，选是一定要选的。”
我很庆幸，齐余两人的大好头颅都安全无恙。而我，其实我并没有做什么坏事，我只不过在三十三年前的十月庆典上哭泣，当局一向要的是山呼万岁——而我却哭泣，不料竟引动众人与我一同哭泣…… 啊！三十三年前，那曾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啊！
我曾于两年前为隐地的书写序，其中有段论述是这样写的：
曾经听一位老作家用十分羡慕的口吻说起现代年轻一辈的作者：
“我觉得他们真了不起，他们又聪明又有学问，又有文笔。 他们以后的成就一定不得了——不像我们当年，没有科班出身，只好瞎摸!”
我反驳说：
“也不见得，这一代，他们的确比较精明干练，但要说文学上的成就，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怎么说呢？”
“文学这东西我说，“太聪明的人根本碰不得，聪明人就会分心，就会旁骛。老一辈的作者，文学对于他们而言就好像风雪暗夜荒原行路人手中所拿的那根小火炬，因为风大，你只好用手护着火火苗——而护得急了，连手都差点烧烂。但你不能不好好护着它，因为在群狼当道的原野中，—旦火熄了，你就完了。那火炬成了你的唯一，你忍着手心的疼痛，抵死护好那小小的蹿动的火苗。
“现在的作者不是，写作是他众多本领中的一项，他靠此吃饭，或者不靠此吃饭，他表演，他享受掌声和金钱，他游走，他回来，他在排行榜上。他翻阅这个月的新书，他的心不痛，从来不痛，因为他是个快乐的书写作业员。”
“而老一辈的作者，他们手中捧着火苗前行，那火苗便是文学。那烫得人手心灼痛欲焦的文学。你忍受，只因在茫茫荒郊、漫漫长夜，风雪相侵，生死交扣的时刻，舍此之外，你一无所有。"
“相较之下，今日的文学是众多消费品中的一项，是琳琅市场上和肥皂和电池和冰箱除臭剂和洋芋片和保险套一起贩售的东西。一旦退货，立刻变成纸浆。”
“现代的作者也许更有才华，但文学女神要的祭品却是你的痴狂和忠贞。”
我今天重读三十三年前一个编辑、一个文学人对年轻作者的殷殷期许，内心惶愧交煎。所有的生者对死者其实都欠着一副担子，因为死者谢世之际，无形中等于说了一句：
“担子，该由你们来挑了。”
当年曾经受人祝福，受人包容，受人期许的我，此刻，总该像地心的融雪之泉，为自己流经的土地而喷珠溅玉吧？
我真的肯做一个乐人之乐、苦人之苦、因别人的伤口而流血、因远方的哭声而倾泪的人吗？手中捏着前世的信，我逼问我自己。
-张晓风书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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