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我干过的最辛苦的农活儿,就是在舅舅家打谷子。
从小学开始,一到农忙假,我就被妈妈撵到舅舅家里帮着干活儿。太小的我做不了更多的事情,就带一岁的表妹、上山打猪草、照看晒在地坝的粮食。
长大后,这些简单的活儿被逐渐老去的外婆所替代;而我,也取代了外婆曾经的重活儿,例如:打谷子。
90年代初,偏远的山区没有公路,更没有收割机,所有的农活儿都保留着原始的耕种和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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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姐,六妹,起床哦,你舅舅早就下田了!”大清早的,天刚蒙蒙亮,楼下忙碌的舅妈脚下生风地穿行在厨房与堂屋间,喊我们起床割稻谷。
这个二姐指的就是我。打从记事儿起,院子里的外公外婆舅舅舅妈都这样称呼我,一直喊到大。
六妹是舅妈娘家的小妹,排行第六,也是农忙假被派来支援打谷的。其实,我应该叫她为六姨的,但她比我小一岁,就跟着叫六妹了,年龄相近又耍得跟闺蜜一般,就有些越矩。六姨也不计较,十五六岁的孩子,谁愿当那个老气横秋的姨呢!
“唉!睡都没睡,天就亮了!”我暗自地叹-声气,心里一阵嘀咕。
我和六妹揉着惺忪的睡眼,挣扎着爬起来,一边穿上长袖(防稻草割手臂)的衣服,一边打着哈欠。哈欠排着长队,一个紧接一个,打得泪水长流,用手背胡乱地抹两抹,起床,下楼。
舅舅、舅妈其实在凌晨4点半就起床了,舅舅下田收割稻谷,舅妈煮一大家人的早饭,还有几头猪的猪食。我和六妹多睡一个小时,算是对未成年人的特殊照顾。
凌晨五点二十分,厨房忙得差不多了,舅妈就喊我和六妹起床,我们三个一起去稻田。家里留下年老的外婆,照顾着舅舅家的两个孩子,大的八岁,小的三岁。
乡村的土路在黎明前依然混沌,近视眼的我只能看见一条模糊的路影儿。顺着这条路影儿,深一脚浅一脚地紧跟在舅妈的后面。
“慢点哦,二姐,你那近视眼!”舅妈特别提醒着。
“嗯!”我应着舅妈。这些土路,见证了我的整个幼年、童年和少年,哪里有坑哪里有坎,心里跟明镜儿似的。
来到稻田,有单调的镰刀收割稻谷的“咔嚓”声传来,舅舅一个人已经割掉了稻田尖尖的一角,正往稻田宽大的“肚子”挺进。
“咕!咕!咕!”我们三个人踩进没过小腿的带水稻田,均匀地一字排开,共同面对这一大田黄灿灿的稻谷。
天渐渐泛起了鱼肚白,我们不再说话,趁着凉快加紧收割。起先舅舅单调的收割声随我们的加入变得热闹起来,四把镰刀的“咔嚓”声交织在一起,雄浑有力,像一支合唱的联合收割进行曲。细细地听,还像老牛反复咀嚼口中的稻草,所发出的“咔嚓”声。
每割好一把稻子,就取三根较长的带穗稻草,一头卡在左手的大拇指处,另一头迅速地将手中的稻子挽上一圈儿,再以肉眼看不清的速度交头,缠绕,左手往上一扬,手中带穗的稻草便成了一把漂亮的“扇子”,所有的稻穗就成了扇子顶端的“流苏”,沉甸甸地低垂着。
挽好的“扇子”俗称“把子”,将把子搁在收割后的谷桩上,接受太阳的暴晒。一是把谷粒儿晒干,二是把稻草里的水分晒干,以在下午背把子回家时,不再死沉沉地重,人也可以轻松些。
舅舅家的海拔有些高,清晨的露珠儿冰冰凉凉,很快就打湿了我们的长袖。几分钟后,忙活的我们就脱离了清晨的凉爽,变得汗水涔涔。
太阳穿过天边的地平线冉冉升起,如新娘娇羞的脸,不多时便光芒万丈。大地的温度以光的速度迅速上升,我们的汗水也立竿见影地往外冒,直钻人的眼,两眼酸得涩涩的、胀胀的,甚至还有一些辣。随便抬起一只手,将长袖凑到额头,抹一下辣眼的汗水,继续收割。
稻草本就是无名的小刀,它是划拉皮肤的高手,即使穿了长袖,我们裸露的手背还是被稻草纵横交错地拉出了一道道血口子,甚至散乱地渗出丝丝血迹来,被汗水一泡,丝拉拉地疼!
稻田里,除了镰刀雄浑有力的“咔嚓”声,剩下的,就是拔起泥腿子的“咕咕”声和往前跨一步的淌水声。
“看样子有十点了,回去吃饭吧,吃了又来!”不知过了多久,耳边传来舅舅喊吃饭的声音。
我们不约而同地抬头看了看天上的太阳,再回头看看已经收割了三分之二的稻田。
“好吧!二姐、六妹,走!”舅妈也招呼了一声。
四个人不约而同地用袖子抹去直往眼睛钻的汗水,陆陆续续地上了田坎。
找一汪深点的水,把腿上的泥洗干净,就往家里赶。
“咕咕咕!咕咕咕!”我仿佛看见肚子里有无数的拳头高高举起,喊着统一的口号,发出强烈的抗议!(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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