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p最近提了离职被老板以“可以观望下公司这几个月的发展情况再议”的方式挽留。
一个设计狮忽然有了充裕的可支配时间和完全独立空间，在享受这份难得的同时Ta终于开始认真地考虑职业发展。
"不断找"可以做”的东西，希望在各个跨界/半跨界尝试中找到一个平衡且可持续的突破点。"
昨天偶然在知乎上看到了一个关于创业的比较不错的系列live，本来是想做成文字版自留自诫的，想起公众号也好久没更，就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有同样处于迷茫期的小伙伴，希望这篇大佬的创新思维分享也能给你一些启发。
柳传志 图源：Google
旁白：
创业不仅需要超乎常人的意志力，还要有冷静的头脑。在困难面前最难能可贵的品质是什么？面对巨大的困难柳传志是怎样度过的？
柳传志：
我以前在中央电视台录过一句词，当了他们的广告词。叫“困难无其数，从来不动摇”，这个是千真万确的。
我记得主持人王利芬当时在北京一个很大规模的会上再三逼问我是不是从来没动摇过，我确实回答“做这件事以后我真的从来没有动摇过”。
联想在成长的时候我回忆起来我们那段的创业可能比大家更要困难，主要是环境中的困难。
就是80年代的时候，中国正是一个计划经济的环境向市场经济转移。在这个转移的过程之中，给我们这些人（想好好做的人）带来了很多很多的麻烦，比如说由于不规范被骗。我被骗过好几次。
我们一共就20万资本，大概不到半年的时间，具体在第几个月我记不清楚了，就被人骗走了14万，还是很容易地就被给骗走了。
当时这件事情把我急出病（为了找到这个人）。我甚至就是拿板砖拍他的心都有。在他们家蹲了很长的时间，最后这个钱是追回来了。这前前后后大概有两个礼拜左右的时间，我一到半夜里头就吓醒了。
因为当时在86年我们全年的利润才100万人民币，而且是多少人非常辛苦挣来的。我们想尽了办法去贷款，弄到了300万块钱，结果就一把要被人骗走了，你说我回去怎么交代。
所以半夜里头到了两三点钟，一下就吓醒了，心狂跳不止。后来把这个钱追回来以后，到两三点钟依然醒，心依然狂跳不止，就这么持续下去了，后来就真就得了毛病了。后来住到了海军医院总院那边，调整了三个多月才调整回来，这真的是比较可怕。
当时我们是在中关村，中关村是在海淀区。当时海淀区的一些领导呢，它以前海淀区是北京的一个郊区，是做农业的，所以对这个办高科技企业是既不理解也不支持。
所以当我们推出了我们的这个产品，第一代产品叫联想式汉字系统，汉卡的时候，物价部门找上门来。
物价部门的概念是原来你买这个东西原材料花了多少钱，然后加上百分之二十的利润，超过百分之二十物价就要罚钱了。
他不知道这实际上是人的智慧，你买这个元器件没有多少钱，但是我们要花多少时间去研究，他不算这个，然后要罚我们一百万，那是1986年。
刚才我讲，86年全年的利润才100万。啊呀那急得呀，去见物价局的局长，去见谁。当时不像今天，政府是这么为大家服务，见个局长很难的。
我带着一个女同事，在礼拜日等待在他家门口，因为平常上班根本被人挡得见不着。打听了他们家在哪，结果人家家里头孩子出来说，家里正在吃饭，希望你们不要打扰，弄得非常难堪。
当时我已经四十岁，是科学院里面实际是有一定地位的技术人员，但是实际上这种困难你都要经受，而且自己要很快地进行心理调整。
再举一个例子，联想一条著名的路叫“贸工技”的路。
就是当时我们出来以后不知道怎么办，那怎么办呢就是这个企业肯定跟国企不一样，国家企业就是一个工厂，然后它卖产品根本就是分配，根本不用去买卖。
所以我们一开始是先给外国企业做代理，通过给HP啊IBM啊做代理，去学习了解什么是市场啊等等。
到后来，慢慢地我们通过了解了市场，知道电脑销售是怎么回事情，客户要什么东西的时候，我自己呢因为是计算所出身嘛，当时就最高的理想就是想做自己的电脑，想做自己品牌的电脑。
以为条件具备的时候，向计划部门去申请，拿不到申请单。因为当时讲的道理也很明确，说我们国家已经引进了八十多条电脑生产线了，都不成功都在赔钱，为什么还要批准你们呢。
他其实不明白我拿这个钱不是你国家给的，是我们自己弄的，当时这个道理说不通，于是不给我们。
后来我们就想尽了办法啊，我非要做不可。那怎么办呢？就绕着弯，我们弄到了四张到香港的多次往返的通行证，于是跟香港的一间小公司合作，办起了一间香港联想。
在香港是你愿意做生产就没问题了，我们在香港一边做代理，用做代理挣的钱，开了个小作坊，把我们这个技术拿来生产电脑的主机板，到拉斯维加斯展览会去展览，到欧洲的展览会去展览。
这时候呢卖得还不错，所谓不错也就是当时卖了两三千块。两三千块板子，今天看来是很少的数量了。可是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去参观展览会的时候发现竟然有个摊位，还是会说中国话的大陆的中国人开的，噢这公司是香港的，其实是大陆人过去的，于是找到了我们就给了我们批文，这样我们又打回了国内。
于是这才在国内开起了自己的联想电脑，它就绕了这么大一个弯子。今天想起来，大家可以想想跟今天的条件有多么大的不同。
更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个小作坊在香港做着做着，香港房地产也涨价了东西也贵了，于是我就把工厂搬到了深圳，于是就变大了。
可是到了深圳呢，当时确实是比较混乱的。应该讲我觉得这个在当时政府的管理体制比今天混乱。
海关人员给了我们很不公正的待遇吧，反正是对我们有些要求，我们没能给他实现，就是卡了我们。
当时我们还是不懂事，于是在这个海关总署那儿，再加上也有人认识，就告了深圳海关的某个部门。
海关总署还真的来调查，于是就把虽然没有批
评这个深圳海关的有关部门，但是这个事就没有对我们进行处罚，因为它本来就没有。
谁知道这就惹出大毛病了。这个事没有处罚我们，别的事就等着我们。
当时我们是在深圳生产，厂子里生产。从香港运元器件到深圳去，那时候海关就是罗湖关，就一个关口过汽车。
每天大卡车就是运货的车要排一个多小时，排得很长。反正是每天早上往那儿送货，晚上再把做好的东西拉回去，再卖到全世界各地，原来是这么一个过程。
结果我们早上送货的车到了那儿以后，凡是联想的车一到，海关的人就看见了联想的车，出来查一查。这个你没得说，人家查查很正常，要查谁的东西应该嘛，查完了，查完了以后重新排队。
你就这么弄，弄两三天我们就弄明白了，这个地儿是呆不下去了。后来我们就把这个公司，下决心迁到了惠州，就是广东的huyang（音，不知道哪两个字），现在我们在huyang有个很大的基地。
但是实际上搬家的过程，怎么盖房子怎么弄，其实非常的难。我就说这个难的劲，跟诸位今天创业是完全不同。你要是不是憋着一股劲说我非要做成不可，那早就退下了。
所以我从来没有动摇过，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我都没有动摇过。还有比这更麻烦的事情，我主要用这个来说明就是不要动摇，你要想尽办法要过这个关。
还有不动摇的地方就是要不受诱惑。
这个受诱惑的东西是很多的，比如说我在办企业的过程之中，要进口元器件装电脑。后来发现实际上在当时进口要有批文，你要去搞外汇。
我们把这事研究透了,搞外汇搞批文赚的钱比做电脑容易多了。如果我当时不好好做电脑我动了那个心，今天早就没有联想，我就会去琢磨那些事儿了，而且会琢磨到很安全。
把批文搞到一定程度，看这风声不对了我把这一放弃，然后我就干别的。自己（可以）捞一把，很多人第一桶金都是这么出来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能够不受诱惑。
还有另外一种诱惑，就是到了90年91年的时候。联想已经有了一定规模了，这时候也进来了一些年轻同事。因为企业刚开始，各种各样的思想都有。
有些年轻同事给我出主意，说现在联想的生意这么好，现在百分之百是科学院的。不如咱们这样，我们几个在边上办一个公司，您这儿有好的业务就往我们这儿转，当把我们这儿全扶起来了，您往那儿一辞职到我们这公司来，您就是大老板这公司就是咱们自己的。
这个主意呢，在当时没上市，上市呢肯定就是犯法了，在没上市的时候由于科学院的领导对我们非常信任，完全放手叫我们做。尽管因为科学院也没投什么钱嘛，但是就是院长给我们竖了一面大旗，放手让我们做。
如果我们真的要这么做了，可能我今天也许是一个比今天要个人财富多得多的人，但是我的心永远不会舒服。那咱们说的话就不是个人了。
我相信甚至会对整个中国高科技企业本身都是个打击，什么人都不能信任。但是不受诱惑并不等于我们要求股权的这个要求不对。
在当时由于我们自筹资金，资金是很困难的。科学院它是个事业单位，他不能给我们担保。你想我们要到银行去借钱，有很多的政策风险，刚才讲的那种什么什么海关那都算政策风险，商业风险等等全要承担的，到最后的时候完全利益与我们没关。
就好像你是一个航船的船长，把船引过大风大浪到胜利的彼岸以后这就跟你没关系了，这可能确实长期也不行。于是我们就明确地跟科学院的领导讨论了股份的要求。
我真心感谢科学院，感谢我们的院长，非常明确，高科技企业你们是应该有股份的，应该有。但是怎么解决其实很复杂的。
因为科学院是我们的老板，但是他没有权利给我们。当时有一个叫国有资产管理局的这么一个单位，他们来决定能不能给我们股份，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我们想了一条非常迂回的道路。
在这儿我举这个例子只是为了说明不受诱惑，但不等于说我们没有追求。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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