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先秦诸子百家，法家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家。法家又分法、术、势三派，而其代表人物便是商鞅、吴起、申不害、李斯、韩非。商鞅、申不害两人各有侧重点，而韩非则是后世公认的“法家思想集大成者”。如果说谁是法家代表者，那么商鞅是实践派的代表，韩非则是理论派的宗师。
商鞅、申不害，以不同思路推进秦、韩两国变法，效果截然不同
先看看商鞅变法、申不害变法的基本情况。
商鞅（即公孙鞅）变法开始于周显王十年（前359年），内容主要集中于对秦国社会各阶层的约束、管理和奖惩上，比如：禁止私斗、鼓励为国作战，以军功换取爵位；设立连坐制，若举报他人违法行为，可按照在战场上杀敌的标准进行奖赏，反之则进行严惩；因偷奸耍滑而导致贫穷的，直接收为奴隶，也就是说，必须得干活，尤其是打仗和种地，即“农战”；即使是王室宗亲，如果没有建功立业，也得被从宗族中踢出；这还不算完，所有人的待遇，细致到穿什么衣服、能雇多少个佣人、死后墓前种几棵树，都与功劳、爵位严格挂钩。
而这一变法的效果也立竿见影：“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国力也随之暴增，其后就开始了吞并天下的步伐。
而申不害变法开始于八年后，也就是周显王十八年（前351年），对于其具体措施，史书中记载得非常精简。《资治通鉴》中用了八个字：“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即为对内整顿政风，对外与各国四面逢源；《史记・韩世家》中仅有四个字：“修术行道”，即：运用驾驭群臣的权术来治国。
而韩国的变法效果就比秦国差得远了，《史记》里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资治通鉴》中则称：“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
申不害
但在申不害死后，韩国彻底沦为了鱼腩，成了其后100多年中秦国眼里的头号软柿子，年年被动挨打、毫无抵抗之力，直至首个被灭。
为什么两大变法差距如此之大？后来的韩非点出了原因。
战国晚期的韩非，点出两大变法的不足，整理出系统的法家理论
对于这二位前辈的变法，《韩非子・定法》各用了一个字进行总结：“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即“术”和“法”。
所谓“术”，可以理解为国君掌握生杀大权，依据臣子的才能授予官职，按照实际表现考核成绩；表现的好，赏，反之则惩。同时，国君行事还要够隐秘，让下属难以揣测，虚实结合、不动声色间明辨忠奸、察觉是非，说白了，这就是国君操纵、掌控臣子的权谋，即帝王权术。
而“法”则容易理解得多，首先由官府明文公布法令、确立赏罚制度；其后在全国推行，对于谨慎守法的人给予奖赏，而对于触犯法令的人进行惩罚，将功名利禄与具体的功绩进行绑定，将国家各阶层紧紧捆绑在国家战略目标上。
综合各自的实践表现以及韩非的总结可以发现，申不害变法、商鞅变法区别还是非常大的：
商鞅变法
前者是对君主提要求，管理对象是群臣，变法只限于统治者阶层；后者则是针对全体勋贵、官员、百姓，几乎没有漏网之鱼；前者信奉的是君主意志，所以落实的程度要看其个人的意识、臣下的规劝，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所以在申不害及韩昭侯死后，韩国变法就彻底完了。而后者则是以法令管理所有阶层，辅以密不透风的连坐、监督网，把全体秦人的利益与秦法捆绑在一起，只要秦王正常，变法就能运行下去。
因此，申不害变法实际上是帝王权谋，并不是制度的改革；商鞅变法则是以明文规定，打破贵族政治，以赤裸裸的功利诱惑，将秦国上下捆绑在国家意志上。
这就是韩国衰落、秦国持续强大的原因。
但韩非认为只采用法也不行，商鞅的制度存在着极大短板：“是以其民用力劳而不休，逐敌危而不却，故其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
也就是说，在功名利禄的刺激下，秦人疯狂地种地、打仗，确实让秦国国富民强，但由于缺乏驾驭群臣之术，导致变法的好处大部分被官员们获得。
比如，秦惠文王继位后，秦国的力量被张仪大量消耗在压制韩、魏上；秦武王在位期间，甘茂专注于跟周王室抬杠打仗方面；秦昭襄王时，穰侯越过韩、魏两国攻打齐国，只是为了扩展他自己的封地陶邑；范雎攻打韩国八年之久，也是为了增加汝南的封地。
韩非
也就是说，如果帝王没有权术，秦国行动的风险被朝廷和百姓承担，好处却被权臣攫取。因此，韩非认为：“二子之于法术，皆未尽善也。”
那么，谁的理论最完善？就是他自己。经过多年的分析总结，韩非写下《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五十六篇论述，共计十多万字，也就是如今看到的《韩非子》，对于君主如何驾驭臣下、管理国家、驱动百姓等等多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述，堪称一本帝王治国指南，以至于秦王政在看到这本书后激动的感叹：“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而在其后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上，韩非的理论被历代帝王采纳，即使汉武帝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实际上被他用来治国的仍是法家的套路，只是多了个仁义、道德的外皮而已。因此，商鞅、申不害、韩非三人，可谓是封建制度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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