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难言第三》试读（其一）
《韩非子》系列作品的第三篇《难言》，是上奏给某国君主的表章。文章中先后出现了两次“臣非”的字样，表明上奏者正是韩非，人们对此似乎也没有太大的争议。但对于表奏的对象，究竟是秦王政还是韩桓惠王，这里的争议就比较大了。
与其最富盛名的《说难》篇一样，《难言》也是一篇论述臣子劝谏君主时可能存在困难风险的书表，这就使得不少人将这两篇文章认定为同一时期的作品，并以此作为前提来展开推测。
比如有人根据《报任安书》中“韩非囚秦，《说难》《孤愤》”之语，认为这两篇都是韩非囚秦时所作。但也有人引用了《老子韩非列传》中的描述，认为《说难》《难言》这些篇章，大约都是他得不到韩桓惠王重用时的作品。
——对于同一件事情，司马迁本身的记述就互相矛盾，以此作为根据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大相径庭，这就很有意思了。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非要咬文嚼字的话，不难发现《难言》与《说难》意旨虽然相近，但表述的重点却各不相同。《难言》所表达的是“进言之难”，其对象大概率是本国的君主，也就是韩桓惠王；而《说难》的重点却在“游说之难”，其对象则更有可能是别国君主，也即是秦王政；两者写作的背景也就容易区分了。
当然了，在没有确实证据的情况下，仅仅通过抠字眼的方式来判断文章的写作时间，难免贻笑大方，这里就不班门弄斧了。接下来，我们不妨将重点仍放在文本的内容上，先了解一下这一篇文章究竟说了些什么。
韩非子的很多文章大都直入主题，文章的开头没有太多的铺垫。这一篇也是同样，刚一起笔就连续抛出了一组“十二柱”排比句，长短虽参差不齐，但读来却朗朗上口，着实引人叹服。
其原文如下：
臣非非难言也，所以难言者：
言顺比滑泽，洋洋纚纚然，则见以为华而不实。
敦祗恭厚，鲠固慎完，则见以为掘而不伦。
多言繁称，连类比物，则见以为虚而无用。
捴微说约，径省而不饰，则见以为刿而不辩。
激急亲近，探知人情，则见以为谮而不让。
闳大广博，妙远不测，则见以为夸而无用。
家计小谈，以具数言，则见以为陋。
言而近世，辞不悖逆，则见以为贪生而谀上。
言而远俗，诡躁人间，则见以为诞。
捷敏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
殊释文学，以质信言，则见以为鄙。
时称诗书，道法往古，则见以为诵。
此臣非之所以难言而重患也。
我韩非并不认为向君主进言这件事本身有多难，真正让我感到困难且常怀忧虑的地方在于：
假如我言辞顺滑流畅、条分缕析，就会被认为是华而不实、口惠而实不至；
假如我言语厚道恭敬、耿直周全，又会被认为是木讷笨拙、缺乏说服技巧；
假如我论说旁征博引、善用修辞，就会被认为是空洞无物、说的比唱的好；
假如我概说直率简略、不加修饰，又会被认为是锋芒太露、说话不够委婉；
假如我言语激烈明快、无所避讳，就会被认为是诽谤中伤、不懂谦辞礼让；
假如我叙事宏大广博、深远难测，又会被认为是夸夸其谈、没有实用价值；
假如我细说家长里短、小处着眼，就会被认为是浅薄鄙陋、没有真才实学；
假如我切近世俗人情、因循常规，又会被认为是贪生阿谀、不敢犯颜直谏；
假如我言谈异于世俗、思绪飞扬，就会被认为是荒诞不经、为人乖谬虚妄；
假如我反应敏捷雄辩、文采斐然，又会被认为是藻饰过多、根本不接地气；
假如我弃绝文献典籍，有一说一，就会被认为是缺乏修养、言语粗俗鄙陋；
假如我时常引经据典、必称尧舜，又会被认为是死记硬背、缺乏灵活变通。
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向君主进言遵循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只要君主对我的建议没有兴趣，那么无论我采取何种方式来进言，你都能挑出毛病来。有时即便是君主自己听进去了，可只要周围的那些近臣随便鼓动上，也马上就能够改变态度。
就比如上一篇《存韩》中，韩非洋洋洒洒数百言向秦王政进说灭韩的后果和存韩的益处，结果李斯上来就是一句诛心之论：“非之来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韩也为重于韩也。辩说属辞，饰非诈谋，以钓利于秦，而以韩利窥陛下。”随后又说：“臣视非之言，文其淫说靡辩，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辩而听其盗心，因不详察事情。”
任凭你说得再动听、再有道理、逻辑再严谨，我只要立场先行说你一句“终为韩不为秦”，给你扣上一个“不忠”的帽子，就能把你所有的论据从根本上给否定了。
所以，君主一旦先入为主对进言者产生了成见，那么就算我——
故度量虽正，未必听也；义理虽全，未必用也。
提出的指导原则无可指摘，君主也不一定会听从；
讲出的治国方略完美无缺，君主也未见得会采用。
只要受众内心里是抵触的，那么无论我把话说得多明白、多透彻、多漂亮，也没有丝毫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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