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开放时代》 1999年第5期P125-127页
1．
1991年盛夏，当我乘列车离开北京经莫斯科到联邦德国去的时候，深深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危机。不是一般生活和心理的危机，而是思想的危机折磨着我。什么样的思想危机？自从1979年以来，我在武汉和北京学习文学，美学和哲学已逾十年之久，但是我感到自身只是游弋于非思想的领域，并没有进入思想之途。作为一名哲学学者，其使命便是从事思想。然而我现在却发现自身无关于思想，所谓的危机便突然爆发出来了。可是，如何克服这种危机？我却茫然无知。我期望在德国这个哲人与诗人之乡学习哲学，学习如何思考。
在德国的最初的日子里，思想的危机不仅没有被克服，反到加剧了。这是因为语言世界的转换所形成的。我们在中国还可以用汉语思考西方哲学问题，因此这种危机仍然被汉语表达的惯常性和自明性所遮盖。但是德语的陌生性和它所独特具有的西方的思维却敞开了一个为汉语所不能覆盖的维度。不仅语词是他样的（有些语词在汉语中根本找不出对等的），而且语法也是根本不同的，更重要的是，一些看起来同样或者近似的语词在汉语和德语中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于是思想的危机便到达了一个极限，它迫使人自身改变自身的思想。例如，我们所说的“哲学”，“理性”和“思想”这些字眼都必须使用新的意义，也就是西方从古希腊一直到后现代所形成的历史意义。
当然最根本的不是语词的意义问题，而是思维自身的问题，亦即如何思考。我们中国传统的思维是自然思维和历史思维，现代西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引进并没有彻底改变这一传统，相反，中国人对于西学的介绍和阐释始终基于自身的解释学先见。但是问题在于这样一个先见的自身边界的划分，并指出哪些它是可以看到的，哪些是不可以看到的，最后促成中国先见的改变和视野的扩大。所以问题必须回到中国思维的自然性和历史性。中国思维始终设定了思想之外的自然的优先性。它表现为三个方面：
1。存在。在天地人的结构中，天地亦即自然对于人具有绝对的规定性。
2。思想。人首先从自然中思索出尺度，然后将此尺度给予人。
3。语言。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给汉语的文本表达的自然性一现实的基础。
在具体的文本表达中，人们先描写自然，再描写人，如同诗歌中的先写景再抒情。基于这种思维的自然性，中国思想也发展了其历史性特征。所谓思想的历史成为了注经的历史，而注经自身则演变为历史的叙述。
人们必须追问思想的自然性和历史性特征。黑格尔曾直接地指出，中国的思想是沉醉于自然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并没有达到思想自身。另外，他强调哲学不是叙述历史，这种历史叙述并不关涉于思想自身的展开。为什么？因为中国的自然和历史思维实际上遗忘了思想本身，这通过它将思想移交给了自然。但是自然为何具有其规定性？对此中国思想从来没有追问过。人们只是假定了自然的自明性。然而这种所谓的自明性却具有无限的幽暗性。因此中国思想必须追问自然。这又设定了这样一个前提：思想必须追问思想自身。对于思想自身的追问已经由西方哲学的传统提出，因为西方意义的哲学就是理性的事业，而所谓理性就是纯粹思想。因此第一哲学亦即形而上学成为了纯粹思想的表达。如果哲学作为纯粹思想的话，那么它便区分于自然和历史的思想。它成为概念，并实现于逻辑。
因此对于一个在西方学习哲学的中国人来说，所谓思想的改变就是从中国的自然和历史思维走向思想本身。当然这种改变是痛苦的，因为思想要与自身相分离并成为它所尚未是的。
2．
那么，思想的改变如何发生呢？这只能通过对于思想的学习。当然学习思想唯有学习那已思想的。这已思想的正是哲学史。西方已思想的就是西方哲学史。
在德国的六年半时间，我系统地学习了从古希腊到后现代的西方哲学。对于德国大学的哲学学习而言，所谓的哲学就是哲学史，这点不同于英美大学的惯例，也不同于中国大学的做法。我们中国大学的哲学课程有太多的概论，太多的原理，它们实际上只是一些大而化之的玄谈，与真正的思想风马牛不相及，所以人们读完哲学课程，仍然不知道什么是思想自身和如何进入思想自身。与之相反，德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哲学原理或概论之类的课程，它引导学生学习哲学就是将学生引导到哲学史中去。作为具体的哲学史，它总是由哲学家所形成的哲学史。于是学习哲学史就是学习那些伟大的哲学家的哲学的历史。这样的一个历史是一个万神殿，哲学家们仿佛诸神一样立于其中。或者，这个历史是由那些如同巨峰一样的哲学家们所构成的雄伟山脉。所以不存在哪个哲学家是否过时的问题，也不存在“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这样的选择。这与我国哲学界在西学研究过程中喜新厌旧，追赶时髦的学风大异其趣。
在德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中，下列哲学家始终是非常重要的：古希腊的巴门尼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中世纪的普罗丁，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纳；近代的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现代的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尔；后现代的德里达，福柯和梅洛－庞蒂。
基于这样的哲学史观，哲学史的学习不是通史的概览，而是专题的研究。在这样的哲学讨论中，哲学家的生平事迹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都无关所要，关键是他所写的哲学文本，正是这样的哲学文本才使一个哲学家作为哲学家的思想表达出来，并作为已思想的重新被思想。例如，我们整整一个学期只是讨论巴门尼德的残篇，有时一节课的基本内容就探讨残篇中的一句话或者一个语词。在对哲学文本的解读过程中，每一个关键性的语词都得到了认真的分析。追问一个词就是给它划定边界，亦即追问它究竟说出了什么，同时它又没有说出什么。在此中国的不可思议和不可言说变得毫无意义，因为思想必须思不可思，说不可说。
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这个语词在此如此说（显现）同时又如此不说（遮蔽）？在此基础上，一个语词向另一语词的转换所构成的关系成为了哲学学习中的根本主题，因为所谓的逻辑就是将事物聚集在一起的语言关系。在关系的演化中，一个文本仿佛是在原野上所开辟的道路。它自身的伸延引导人们追随。正是通过这种细致入微的分析，我们进入到了哲学家的思想中去，并经历每个哲学家是如何思考的。
3．
在现代西方哲学家中，我最关注的是海德格尔，因为他是二十世纪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中国学界对于西方哲学的兴趣有些奇怪，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最初是存在主义，最后是解构主义，中间是海德格尔的思想，不过如同流行感冒一样。但在德国海德格尔的研究始终是显学，一百卷的“海德格尔全集”正在出版之中，到目前为止，他的影响并没有过时，也没有谁能取而代之。海德格尔的意义正是在于，他召唤人们重新学习思想。他认为最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人们尚未思考。这里的尚未思考是指人们尚未思考存在自身，亦即与存在者相区分的存在。因此海德格尔要人思考存在，亦即倾听存在的呼声。
海德格尔不仅将思想的主题由理性转向存在，而且也试图将存在转换成语言。所以只要思想仍然成为问题，人们就必须重复海德格尔的提问：什么是“思想的事情的规定”？联邦德国的西部地区大概有五十所大学，每所大学基本上都设有哲学系，而每个哲学系大致都开有海德格尔的哲学课程，特别是有些海德格尔晚期弗莱堡的弟子们更是始终如一地讲授海德格尔的思想。而德国哲学期刊如“哲学评论”等经常发表讨论海德格尔的论文，以西文出版的研究海德格尔的单行本著作以逾千本。
此外，海德格尔的研究者们成立了“国际海德格尔学会”，其成员不仅有欧美的学者，而且也有亚洲如日本，韩国的专家。他们以德文，英文和法文三种文字出版季刊“海德格尔研究”，定期地举办讨论海德格尔思想的会议。1996年5月，正逢海德格尔逝世二十周年，海德格尔学会在海德格尔的家乡梅斯克尔希举行以“追问真理”为主题的会议。我有幸应邀参加，听了海德格尔早期弟子比美尔，晚期弟子博德尔和“海德格尔全集”的主要编者冯－赫尔曼以及海德格尔学会主席里德尔等著名专家的学术演讲。
海德格尔哲学的意义可以从他之后的哲学代表人物显现出来。如伽达默尔是德国的海德格尔主义者，罗蒂是美国的海德格尔主义者，德里达是法国的海德格尔主义者。这些人虽然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思想，但是与海德格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他们自身也可以说是著名的海德格尔专家，如德里达一直强调重读海德格尔，并有数本解读海德格尔的专著。至于其他的海德格尔专家更是数不胜数。
一般而论，国际海德格尔研究无非四条道路：1。现象学，2。解释学，3。分析哲学，4。解构哲学。现象学和解释学基本上基于德国现代思想的轨迹来解读海德格尔在现象学和解释学历史中的意义，但是这往往忽视了海德格尔对于现象学和解释学的分离。分析哲学则通过语言分析来清除海德格尔思想中借助于语言的误用所保留的形而上学的残迹，不过它没有考虑到语言的区分。解构哲学瓦解了海德格尔文本中的同一性，并突出了其形而上学的话语的垄断特征，然而它没有注意到海德格尔所处的现代性的边界。
与上述种种解读的方式不同，我主要立足于对海德格尔文本的透视。对于我来说，解释文本就是解放文本，亦即让文本自身来说话，在此基础上来划清其边界以及这一边界的转移。而海德格尔说话的基本话语则是作为虚无的存在或作为存在的虚无，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无之无化”（本文由微信公众号“慧田哲学”推送）。因此我的任务在于追问：
1。海德格尔的“无之无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2。“无之无化”如何在他的不同阶段形成了主题？
3。为何“无之无化”对他成为了问题。
我的答案是：
1。“无之无化”既非否定，也非褫夺，而是虚无化。2。“无之无化”在海德格尔的早期体现为世界的拒绝；中期为历史的剥夺；晚期为语言的沉默。3。“无之无化”主要是基于现代世界的无家可归的经验。这基本上构成了我的博士论文的内容。
经过多年的苦读，我终于在1997年的夏季学期向大学提交了博士论文“无之无化－论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核心问题”。论文由比美尔教授和博德尔教授鉴定，比美尔认为他很少读到如此使他神往和入迷的优秀著作，博德尔指出我论文的观点是卓越的。在论文答辩之后，奥斯纳布吕克大学副校长雷根博根教授为我在欧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博士论文作了序，称我对海德格尔的评论是创造性的。
4．
在将近七年的在德学习之后，我现在回到了中国，亦即回到了汉语的思想天地。我所思考的中心不再是西方哲学史，也不是海德格尔哲学，而是汉语言思想的历史。但是，当我追忆我在德的学习经历的时候，西方思想的历史给与我一个参照系，于是中西思想似乎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呈现在我的面前。划清中国思想的边界，并且越过这个边界，对于我们这代思想者来说，则是一个当然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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