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莱年轻时就显现了其卓越的才华，其重要著作在30岁前便闻名于世。其“非物质主义”、“精神实体论”一直在西方知识界得到不断讨论，上世纪七十年代，甚至成立了“贝克莱学会。”然而贝克莱在中国的待遇却相当不公，门庭冷落研究者甚少，原因在于其“存在就是被感知”似乎与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相悖，即便有人提起兴趣，也未必有勇气研究。
通常的哲学史会简单的将贝克莱看做是洛克最尖锐的批评者和最合法的继承者，贝克莱的哲学是英国经验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洛克的“白板”“常识”学说与休谟的“怀疑论”之间的“自然的”桥梁。很显然，贝克莱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他反对唯理论者而倾向于认为世界的真理可以通过日常经验的直接证实来确立，而无须通过形而上的手段。但是，仅仅用经验主义者框定一位伟大哲学家，显然不公。波普尔甚至认为他是爱因斯坦的前驱。（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
贝克莱的脚步比任何一位经验主义者走得更远，对他而言，世界是一副精神生活的景观，这些景观首先存于上帝心灵，其次在人的心灵中。贝克莱的哲学要旨就是论证，“除了精神活动以外，一切都不存在，精神活动就是精神创造过程，而且，依赖于精神并作为精神的内容与限定的人类经验——想象、记忆、思想、期望、梦想、情感，以及最重要的感觉、感觉的组合与排列就是外部世界。”（以赛亚·柏林《十八世纪哲学家》）
如果简单认为贝克莱否定物质世界，那就错了，贝克莱哲学的隐藏线索是人类知识的限度问题，他在《人类知识原理》中的两段话可以证明：“纵使坚实的、有形状的、能运动的实体可能存在于心外，并且我们对物体所具有的观念相应，我们又如何能知道这一点呢？我们要知道的话，必定或者是通过感观，或者是通过理性。”“假如有外物存在的话，我们也不可能得知它；假如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有同样的理由相信我们仍会有现在所有的观念。”贝克莱实际上已经区分了经验论和唯理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可知和不可知，并且始终站在这一点上去讨论。
在这一点上，休谟的表述更为明晰，他认为，任何经验命题的反面总是可能的，因此，我们不能根据经验的命题推出绝对的“终极原则”，我们只能期望在我们知识的限度内做得更好，因此，人性科学只能在“理性的最大限度内”讨论，因而对许多事情保持无知。不论如何，康德正是经由这两位哲人，更准确精当的区分了物自体和现象。
休谟的品行可能是众多近代哲学家中最不受贬斥之一，他温和、克制、开朗，热衷思考与讨论却从未有敌意。尽管休谟抛弃了宗教信仰，大胆怀疑批判宗教神学理论，但其年轻时非常虔诚，他层度过17世纪相当流行的一本宗教书《人的全部责任》，并且找出书中列举的各种罪恶，一一对照检查，以杜绝自己的不良思想和行为。休谟求学期间的论文《历史论文：论骑士制度和现代荣誉感》也颇具正派。
关于休谟的“怀疑主义”，胡塞尔从其效果追溯其动机，认为休谟的怀疑论的荒谬中隐藏着真正的哲学动机是，“动摇了激励当代人的数学化的客观主义（这种客观主义认为世界本身是具有自在的数学理性的，我们的或多或少完善的理论是对这种自在的数学理性的摹写，并且我们能越来越好地作出这种摹写），而且也是动摇了盛行了几千年的总的客观主义。”（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不仅如此，休谟在此意义上也唤起了近代哲学史中被忽视的一维，即或然性、偶然性的存在，他的怀疑论促使这一课题得以显现。
哲学史对贝克莱与休谟的哲学诟病颇多，钱锺书先生的一篇短文介绍了莱尔德的《休谟之原人哲学》，并借此感发，可做本文小结：“假使一个古代思想家值得我们研究，我们应当尊敬他为他的时代的先驱者，而不宜奚落他为我们的时代的落伍者，换句话讲，我们应当看他怎样赶在他同时之人之先，而不应当怪他落在我们之后，古人不作，逝者如斯，打死老虎够得上什么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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