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承之 研究员
4月26日习近平在武汉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新形势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关键是要正确把握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总体谋划和久久为功、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自我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加强改革创新、战略统筹、规划引导，以长江经济带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习近平的《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在6月13日再度以新华社的电文形式予以全文发布，这说明此文重要，可谓意义重大，值得各个方面高度重视，所以有探讨的价值。（新华社电）（来源：新浪http://news.sina.com.cn/o/2018-04-26/doc-ifztkpin8046628.shtml）
纵观全文，习近平同志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上强调：我讲过“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治好“长江病”，要科学运用中医整体观，追根溯源、诊断病因、找准病根、分类施策、系统治疗。这要作为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先手棋。要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长江流域系统性出发，开展长江生态环境大普查，系统梳理和掌握各类生态隐患和环境风险，做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对母亲河做一次大体检。不仅如此，他还指出：建立健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长效机制，做到“治未病”，让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他的此番讲话，意味深长。也就是说，原来没有搞好，一方面，需要作出一个积极调整以及纠正，另一方面，现在是应该搞好顶层设计，高标准严要求而不出新问题。他还在这篇座谈讲话开头再度提到，“2016年1月5日，我在重庆主持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努力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生态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子。”用了“三个中华民族”的含义，即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这说明“长江病了”不是小事，也不是某个人的问题，而且关系到中华民族以及子孙后代的大问题，决不能掉以轻心。
那么，“长江病了”，怎样才能解决问题呢？为此，习近平同志讲了三点意见，即全面把握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形势和任务、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需要正确把握的几个关系、加大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工作力度。也就是说，第一个问题是讲思想认识，要充分认识到当前的形势与任务，指出主要矛盾以及问题的焦点在哪里。这里面提到诸多指数，这儿姑且称之谓“长江指数”吧。这些指数是长江沿线11省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超过了45%。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沿江产业发展惯性较大，污染物排放基数大，废水、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分别占全国的43%、37%、43%。长江经济带内30%的环境风险企业位于饮用水源地周边5公里范围内，生产储运区交替分布。干线港口危险化学品年吞吐量达1.7亿吨、超过250种，运输量仍以年均近10%的速度增长。相对于这些制约发展的瓶颈指数，人们或者是媒介常常宣导的是以种种地方政府以及部门很靓丽的政绩指数。但是，一旦把这些生态环境指数与长江经济带的政绩指数一对比的话，那么这些政绩指数里面就存在诸多问题，就需要问责的。虽然，经过中央领导视察之后，长江水质优良比例由2015年底的74.3%提高到2017年三季度的77.3%，但是，这里面的问题很多，存在诸多系统与系统之间不太兼容的问题，比如产业同质化的问题，城市群之间不协同发展、错位发展以及互动转型发展滞后。正如习近平指出，区域合作虚多实少，城市群缺乏协同，带动力不足。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首先不仅仅是一个提高认识的问题，还是一个要积极改革，调整政绩观问题。也只有把地方的政绩观调整到位更精准，那么这个长江经济带的区域合作力以及打造长江经济带所形成的“长江指数”会更好。
习近平讲的第二个问题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需要正确把握的几个关系。其实，这个问题是讲生产力如何科学布局的大问题。一个是重新调整以及重新布局的问题；一个是如何优化的问题；一个是如何与五个发展新理念相吻合，不断开拓出一片新产业问题。在生态系统面前，要不断减少人为的杀伤力、破坏力以及迁移力，不要以为搞城镇化、城乡一体化或者是连片扶贫开发，就可以不切实际地破坏生态环境，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造城造业造路。其实，许多产业以及城市的发展之间里面就存在一种资源浪费，比如产业重构同质化的问题比较严重或者是说比较普遍的，比如沿江城市发展喜欢在江边搞一些楼盘以及江景带，增加生活污染。习近平就此讲了五个方面的问题，即正确把握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正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正确把握总体谋划和久久为功的关系、正确把握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的关系以及正确把握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而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有一个更为积极的因素来介入指导，从而为科学打造一个全新的长江经济带作出一个铺垫，这就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在调整以及规范发展形成一种新的生产力布局的同时，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部门为此就不得不要作出一个积极地改革。也就是说，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成型，必须重塑或者是架构出一个新的区域性“长江金融指数”并使这种金融资源整合到更有效率的地方，特别要把重点放在打造长江经济带的生产力新布局上！
习近平讲的第三个问题是加大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工作力度。也就是一个组织力、领导力以及竞争力的问题。长江经济的发展，有一个天然的内生发展动力，这就是生态人文资源丰富多样化。在这种方面，尤其是在生态物种、人文旅游交流以及市场资源方面，有相当大的协作或者是互补互动的发展空间，因为开发程度以及市场兼容程度也不一样，所以，看不见的潜力也就是优势。反过来说，发展长江经济带里面的特色经济产业带，也可以大有作为的，但是，这里面如何形成一种更加有效的产业协作？就值得更多的交流、探讨以及创新思考，看看能否找到一个切入点。虽然习近平指出：“人心齐，泰山移。”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不仅仅是沿江各地党委和政府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要加快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格局，但是也强调“更加有效地动员和凝聚各方面力量。要强化上中下游互动协作，下游地区不仅要出钱出技术，更要推动绿色产业合作，推动下游地区人才、资金、技术向中上游地区流动。”不搞大开发，就是要减少破坏度，并不是要减少区域内的合作度、协同度。这时候，各个方面的合作层次、力度以及高度，必然得到强化！
长江经济带，承载着未来中华民族发展的希望，也是丝绸之路纽带，不仅在国内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国际上有深远影响。因此，把长江经济带打造成一个适应全球化的产业带也是未来发展方向。
毛承之：著名经济学者,提出中国新剑桥方程理论、人民币购买力公式，著有《三级变位与国际通货学说》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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