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此时窗外浓的化不开的雾霾，想起了一些往事～
我有个很好玩的同事兼损友，在SARS最严重的时候，我们还一起上班来着。那时地铁里面人已经很稀少，他不爱戴口罩，跟我们说：“你们都戴就行了，地铁里面一节车厢就一两个人，各把一头，远远坐着，其他人都戴口罩，我就安全了”。他喜欢摇头晃脑地讲个段子（当然也有可能不是他讲的，是我自己忘记了在哪里看到的）：某人因为太担心得SARS，终日戴着大口罩，在电梯里面因为呼吸不畅而晕倒了，本来没啥事，被送到医院后，不幸被感染了。
不知道今天XF同学有没有出门，出门的话，会不会戴口罩？
还是那个2003年的时候，我们公司的会议开始到户外去开了。在朝阳公园里，每人找块地蹲坐着，大家依次发言，有位女同事说，她想象了一个SARS患者的样子，进气，出气，有可能吸进去一口，缓慢地呼出去一口，再吸进来就变得不容易，连呼吸都变得困难。大家都开始沉默，不知道是不是在想象自己呼吸的样子。领导发言了，说他认为万一事态继续恶化，最严重的情况也许会发生物资短缺，社会治安动荡，甚至开始暴力哄抢，老人孩子体弱者将处于危险中。领导一向很有忧患意识，记得他出差从上海回来的飞机上，当时大家已经习惯在封闭的机舱里面戴口罩的，空姐发餐食，其他人摘下口罩吃东西，领导坚持不吃不喝，全程防护。
我们还坚持上班了一阵子，客户公司的接线小姐因为戴着口罩接听电话，声音常常有点呜噜呜噜，略萌。午餐去外面餐厅吃不太安全，慢慢外卖也叫地少了，后来超市有时也买不到，比如泡面脱销啥的。填饱肚子还是必须解决的课题，大家开始带饭，可惜我的厨艺还是没能锻炼出来。公司里弥漫着板蓝根和消毒水的味道，阿姨很好心地每天煮中药来喝。
周末时候，我们到后海去，坐在外面的大树下，喝茶聊天，居然也喜气洋洋。 没一会儿，有带大管子的消毒水车开过来，抬着水管朝着树上滋，我们和树周围的人们不得不逃散开去。
当白天大街上的人越来越少的时候，我们公司也放假了。其实是改为在家办公，每天只要给领导打个电话，汇报一下。忽然得了可以宅在家里的带薪“假期”，可人心惶惶，也没有什么心思玩乐。如果那时追看《蓝色生死恋》，估计会哭得更惨啊。有几天超市里的食品区货架真的像被洗劫了似的，空出一片。在家无所事事，我记得当时把之前写了N年的日记翻出来，看了一遍之后，都处理掉了。开始认真计算了自己存了多少钱，是真的，我在恢复上班之后的第二天就去看房子了。后来我和不少同事朋友都是在2003-2004年前后贷款买房。
我有个好朋友，她们公司在SARS事态严重之前，包了架飞机，全公司搬去海南做项目开发。员工还可以带上亲友同行，她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海南，就当旅游了。哈哈哈，我当时要是去了，应该也很好玩。（有机会可以写写她告诉我的“北京人在海南”的故事）
2003年，大概是我第一次，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的生命有多长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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