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对礼制与民众、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思考。他说：“城郭不集，沟池不掘，固塞不树，机变不张，然而国晏然不畏外而固者，无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时使而诚爱之，则下应之如景响。”即说城郭修筑不必那么集中，壕沟与城池挖掘不必那么加深，坚固的要塞不必那么有所建树，机关变幻的设施不必那么大张旗鼓，但国家仍然平安稳固不惧外来之敌；这没有其他原因，就是因为广泛推行礼制，注重阐释道理，公平处理各种关系，时常驱使百姓却又能真心去爱他们，那么下级响应上级就如同形影相随、音响相生。可见司马迁其实把礼仪制度上升到了国家稳固之基的高度，认为礼仪制度设计并落实得好，就可以达到国防巩固、国内平安的状态。须注意的是，司马迁在这里已经把礼仪制度扩大到了“道”的范围，要求君王公平公正，而且要有爱民之心；这就不是普通的礼仪制度所能涵盖的了。他提出了礼制与爱民的关系问题。封建统治者往往把礼制作为统治工具，并未把礼制作为爱戴老百姓的工具；因而多少朝代奉行的所谓礼制往往不被老百姓所理解所接受，甚至被百姓所唾弃所打碎，究其根本就在于缺少一个真心实意的“爱”字上。
他说：“有不由命者，然后俟之以刑，则民知罪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尤其上，知罪之在已也。是故刑罚省而威行如流，无他故焉，由其道故也。”即说有个别不服从命令者，需用刑罚来防范或对待他，那样百姓就知道什么是罪过了。所以刑罚一人而天下人皆服从于法令。被刑罚者不会报怨刑罚的制定者或实施者，因其知道罪在自身所应得。所以刑罚虽得以减省，而朝廷威风如流，这没有其他原因，恰是按照礼制之道推进的缘故。司马迁在这里提出了礼制与刑罚的关系问题，认为礼仪制度设计落实得好，就可以减省刑罚，可以使人远离犯罪之危险。小至接人待物，大至统治秩序，礼制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政治范畴，它不能不与刑罚发生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强调以礼制来处理协调社会关系，尽量减省刑罚；在不得已时才动用刑罚，而且要达到“刑一人而天下服”之效果，进而达到国家稳固的政治和社会效果。这与他曾提出的“软哉，软哉，唯刑之静哉”的观点一脉相承。
司马迁还提出礼法自然的观点。他认为“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则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即说天与地的存在是生命产生的根本；先祖的存在是人类繁衍的前提；君师的存在是治理天下的根本途径。没有天与地，生命从哪里产生呢？没有先祖，人类如何繁衍呢？没有君师，天下如何得到治理呢？这三者如果有所偏失，则没有人的平安。所以礼仪制度的根本立意在于，上事奉苍天，下事奉大地，中间尊奉先祖、服从君师；这就是礼仪制度的三个根本出发点。由此可见，礼仪制度要解决的是事奉什么、尊奉什么的问题，说到家就是要人有所尊循、有所收敛，回到自己的本份上来。天与地都是自然存在；司马迁在这里赋予礼制以天地神灵的力量，其实是把礼制神秘化了，使之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绝对力量。所谓“三本”的落脚点在于“隆君师”，就是把君王突出出来，使之君临天下，役使万民。
司马迁还说：“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即说天地按其规律构成一体，日月按其规律发出光芒，四季按其规律有序运行，星辰按其规律在夜空中闪烁运转，江河按其规律在大地奔流，万物按其规律而昌明；人之好恶依礼得到节制，人之喜怒依礼得到适当理顺。作为下民依礼行事则事事顺当，作为帝王依礼统治则处处英明。司马迁把礼制看作同日月江河、天地星辰一样的自然历史现象，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讲礼制是效法自然之物。这一观点与董仲舒“天人合一”的观点异曲同工，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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