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前后

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西边落下，从不改变。

人，从出生到死亡却只有一次。

公平吗？

我认为不公平。

凭什么城市的孩子到了学龄，就可以上学，而农村的孩子，却要等待。

凭什么，因为这就是城乡差距。

公平吗？

显然不公平。

不公平的事，多得去了。

不光在城乡之间有差别，就在农村，差别也很大。

拿我来说，我上学时，就比年龄最小的同学大出四岁，这在我们班没有几个。

上学早晚，绝对由父母决定。

而在我们家，都是由我母亲决定。

做为学前的孩子，什么时候上学，自己是没有决定权的，也没有这种能力。

上学晚的，究其原因，要么路途较远，上学早，父母不放心；要么身下有小弟弟或小妹妹，需要当哥哥或姐姐帮助照顾的，推迟上学也是常有的事。

我就属于后种。

我上学时，是在一九七O年，那时我已经十一周岁了。

我记得，我刚入学时，是在三月初。此时，在北方，冬天还没有结束。

第一天上学时，我是一个人去的学校。

学校距我家只有不到五百米，我在上学前，常常跟着四哥去学校玩。

当我第一次进入教室，看到四排书桌，都是木制的。黑板是用水泥制作的，刷上黑漆。

在讲台的北侧墙角堆放的是黑呼呼的东西，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用来取暖用的煤炭。

当时天还冷，每个班都有个站炉子。

早上谁先去，就会用较细的木材放在炉壁子上面，把几张废纸点燃，然后再放些小小的煤块，煤块慢慢地冒出火苗，再加一些较大的。

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路途较远的同学到校以后，小手和脸蛋儿冻得发紫，一放下书包，都跑到炉子跟前去烤烤手，烤烤脚，嘶呀嘶呀地边搓手，边跺脚，好一阵子才能缓过来。

每当看到这种情景，一种责任感由然而生，我在想，如果我每天早来一点儿，把炉子生得通红，教室里不再冰凉冰凉，同学来的时候，有种到家的感觉，该多好啊！

于是，我每天早早地来到学校，上老师办公室拿起挂在墙上的钥匙串，打开班级的锁头，主动把炉子生起。

这种事，渐渐成了我的习惯。

从此次后，看到同学们到校后不再换冻，我的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

第二年，我的六弟也上学了。

他比我小四岁，是一九六三年出生的，属兔。

他比我幸运多了。

我刚出生那年，就赶上了“三年困难时候”。

我老弟是在“文_化大_革命”第二年出生的，小我八岁。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物质极度匮乏，大宗日常生活用品，一切凭票供应，全部吃返销粮。

在农村，农忙时，农民每天要到生产队劳动，按出工计分，年终一次性结算。每家每户的自留地，只有在空闲时间，起早贪黑去打理。

那时，由于我家人口多，劳动力少，一向勤劳能干的母亲，在抖理完家务外，还经常要去自家的地里干活。每次出去劳动时，照看两个弟弟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这既是母亲的一种信任，也是一种无奈。

母亲是没有读过书的人，在她九岁时，就失去了母亲。

是外祖父一手把六个孩子带大。

因为母亲没上过学，对教育基本一窍不通，因此，她把家庭事务看得特别重，尤其是对我们的冷暖和吃饭问题放在突出的位子。

在我上学前，一年级班主任于老师曾经三次到我家招生，但都因为我家的特殊情况，一次次地被我母亲拒绝。

后来，到了第四次招生时，于老师就不用再苦口婆心地跟我母亲讲了那些曾多次讲过的道理，母亲终于答应我上学了。

此时我的心情，如压抑了一冬的杜鹃，闻过春风，绽开了久违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