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刘启即位后，继续奉行汉文帝刘恒的治国方针，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生产，休养生息。为此，他对内采取重农、薄赋、轻刑和教化措施，对外则采取了继续和亲凶奴的措施。为了鼓励农人田作，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6年)，汉景帝下诏减免一半田租。田租是国家征收的土地税。汉代田租的常制是“什伍税一”，交纳收成的十五分之一；汉景帝刘启改为“三十税一”，即交纳三十分之一。汉景帝一直重视农业生产，直到晚年，还不断地强调农桑之本的重要。汉景帝允许居住在土壤贫瘠地方的农民，迁徙到土地肥沃水源丰富的地方从事垦殖，并“租长陵田”给无地的农民。汉景帝曾两次下令禁止用谷物酿酒，还禁止内郡以粟喂马。他下令扩大设在西边(如北地郡)、北边(如上郡)的马苑，而且鼓励各郡国及民间饲养马匹。由于汉景帝时期养马业的大发展，军马生产颇具规模，属于官府的马匹发展到了40万匹，民间的尚且未计。汉景帝刘启在逝世的前一年(公元前142年)四月发布诏书说：“追求器物的精雕细镂，就会损害农业；追求丝织产品的锦绣多彩，就会损伤纺织业。农业受到损害，是造成天下饥荒的根本原因，纺织业受到损害，是导致百姓受寒的根本原因。天下百姓在饥寒交迫时，不违法犯罪的人很少。朕亲身从事农耕，皇后亲自种桑养蚕，以其收获作为供奉宗庙的粮食和祭服，为天下做表率；不接受进贡，让太官(负责皇帝膳食及国宴的官员)减少皇家的饮食供应，节省徭役和赋税，想让天下百姓都从事农业和纺织，做到平时都有储备，以防灾害；强者不抢夺弱者，多者不欺凌少者，老年人可以安享天年，年幼的孤儿可以平安成长。而现在只要有一年收成不好，百姓的食物就很少，造成这种局面的祸根是什么呢？或许是因为奸诈的人做了官，公开行贿受贿，贪求钱财，剥削百姓，侵夺万民的缘故。县丞是重要官员，知法犯法，与贼共盗，太不像话！命令待遇在两千石太守、诸侯国宰相等官员，各自严格遵守职责；这些没有履行职责，政绩不好的官员，丞相要向朕奏报，议定处置的罪名，把诏书向全国公布，使天下官员和民众都知道我的本意。”
轻刑也是汉景帝刘启比较重视的一项安民措施。汉文帝刘恒曾减轻刑罚，废除了历代相传的肉刑，把肉刑改为笞刑，如当割鼻者改为笞打三百，当断左趾者笞打五百，汉景帝看到笞刑多把犯人打成残疾甚至打死，所以一即位就开始继续减轻刑罚。汉景帝前元年(公元前156年)，他下诏说：“笞刑于死刑没有什么区别，笞刑之下，即使侥幸不死，也会成为终身残废。现更定律条：原该笞打五百者改为笞打三百，原该笞打三百者改为笞打二百。”执行一段时间，发现还是致人残废，于是又下诏：“笞刑的犯人，有的还未受完笞打之数人就已经被打死了，朕甚怜闵。现更令：当笞三百者改为二百，当笞二百者改为一百。”更改律条后，汉景帝又对大臣们说：“设置笞刑是为了教育罪犯，应该规定一个笞刑执行的令条，尽量保证不要把犯人打死。”大臣根据汉景帝示意，定出《箠令》，规定笞打犯人的箠必须是削平节棱的竹子所做，全长五尺，大头一寸，小头半寸，行刑时必须打屁股，不得胡乱下手，更不允中间换人，以免增强笞打力量。笞刑经汉景帝几番更改，这才避免了犯人死于刑下。汉景帝还数次大赦天下，并废除了磔刑。磔刑是一种分裂尸体的酷刑，汉景帝把磔刑改为弃市。为了避免枉屈无辜，汉景帝三令五申，强调决狱务必先宽，即使不当，也不为过，并提醒法官不可“以苛为察，以刻为明”，要求判案时尽管依据律文应该治罪，但若罪犯不服，必须重新评议。一切都要体察宽厚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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