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安四贤祠”石碑
四贤祠
两宋时期风云变幻，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南移催生了江南政治经济的繁荣，一批有着强烈使命感的江南士大夫挺身而出，以国家民族为己任。
在当时作为时代发展前沿阵地的温州，有一位学识渊博、淹通古今的贤人，他是温州元丰太学九先生之一；永嘉学派早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一生经历了两个朝代；他坚决主战，却眼看国土沦丧、山河飘摇。
他就是瑞安四贤之一——许景衡。生活在两宋时期的他有着怎样的人生和感人事迹？
瑞安四贤景衡为首
在瑞安西山有一所人所共知的四贤祠，后人纪念的是我市4位贤达人士：许景衡、高则诚、陈傅良和卓敬。这些贤人中要数许景衡的年代最为悠久。9月15日，记者从解放中路一路来到西山脚下，拾级而上。市玉海文化研究会会员许希濂先生已在半山腰等候，热心的他陪同记者来到四贤祠缅怀先贤。
通往四贤祠的路上有一条林荫小道，两侧树木枝叶向中间生长，相互牵绊，为小道搭起一个天然的遮阴篷。林荫道尽头就是四贤祠。四贤祠其貌不扬，状似一个凉亭，大约50来个平方米，惟一区别于一般凉亭的是：凉亭屋顶正中间悬挂着4位贤人画像，其两侧有一幅对联：上联“城市山林存十景”，下联“家乡文物仰四贤”，对联上端悬挂着后人手写的4位贤人简介。四贤祠前面是拄笏亭，两亭相连，风格古朴，暗色的穹顶，青砖砌成的柱子，底下拄着或圆或方的磉盘，拄笏亭前面有一块由瑞安文物馆立的石碑，写着“章安四贤祠”。
许希濂是许景衡的后裔，他告诉记者，章安四贤祠是瑞安市文物保护单位，修建于雍正年间，1986年，后人集资重新整修并在原有规模上扩大，才有了现在规模。虽然并非完全的修旧如旧，但是横梁那块“四贤祠”匾额却是前人留下的。
“许景衡(1072-1128)生于两宋时期，字少伊，人称横塘先生，生平奉公廉洁，刚直不阿，嫉恶如仇，忧国忧民，这些崇高节行一直为后人所赞赏，明末清初被乡人尊崇为‘瑞安四贤’之一。”许希濂说，“许景衡是丽岙人，得官后许家迁往城内，之后出了不少名人，清朝时金门提督许松年就是其后裔。原先在瑞安水心街许松年故居附近有一座‘横塘桥’，纪念的也是许景衡，许氏后裔曾在会文里建宋忠简公祠奉祀，现已拆建。”
忠义孝悌 刚正忠直
记者在西山绕了一圈，发现有不少群众在此休憩。离四贤祠不远处有一伙人围在一起下围棋，每当棋下到精彩处，就有叫喊声响起，骤然打破山上的清静；另一侧的老年文化活动中心，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听鼓词，不时摇头晃脑，十分惬意。
据许希濂介绍，许景衡祖籍长沙，五代时避乱迁到瑞安。许景衡幼时丧母，与哥哥景亮一起由父亲带大，从小就异于常人，聪明过人，像一个小大人，乡里人都非常惊奇，对他也很尊敬。许景衡非常孝顺，父亲喜欢饮酒，他虽不喜欢，却亲自为其酿酒；哥哥景亮英年早逝，他“事嫂谨慎，悉推家财与之”。
绍圣元年(1094)，许景衡中进士第。步入仕途后，先后在浙江及河北乐寿、河间等地当过地方官，居官清廉，关心民疾，得到当地百姓交口称赞。因他的政绩和才能为朝廷所赏识，宋宣和六年(1124)被召到东京(开封)，授监察御史，后又升殿中侍御史。
当许景衡从地方官升迁为京官时，正是北宋王朝面临封建统治严重政治危机的时候，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一方面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继山东梁山泊宋江起义之后，浙江方腊又竖起起义大旗；另一方面北方的辽国和刚刚兴起的女真族政权金国也威胁边境的安全。面对内患外忧局面的北宋统治阶级，却仍然骄淫奢华。
王黼、蔡攸、蔡京等侫臣把持朝政，为了取悦皇帝宋徽宗，他们将江南的奇岩怪石、名花异草，动用几十万民夫，千里迢迢运到东京，在宫廷内营造园林，以供观赏，造成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花石纲”劳役。这种劳民伤财、祸国殃民的做法，致使江浙一带户口减少折半，田地抛荒、经济萧条，而政府征收茶盐税却有增无减，百姓怨声载道。
浙江方腊起义时，宋徽宗降旨减免茶盐税，平乱后地方官员阳奉阴违，面对这种腐败和社会动荡现象，许景衡很是心痛，他同情百姓疾苦，向皇帝上奏：“茶和盐每个人每天都要用，应根据食用的人口多少来征收每年税费，但是兵州县人口少了一半，但是，茶盐税与以往一样，东南的百姓怎么承受得了？”同时，他又直指停止“花石纲”运输劳役，恳请皇帝让百姓有舒宽机会，以恢复江南生机。
宦官童贯利用宋徽宗轻信，专权弄政，民不聊生，王黼还举荐童贯去担任河东河北宣抚使，许景衡不畏权势，不顾个人得失，多次上书弹劾童贯“贪谬不可用者数十事”，列举童贯贪污受贿的种种劣迹。但最终因与专权者水火不能相容被他们排斥出京。
爱国忧民 坚决主战
宋宣和七年(1125)，金国攻占幽州灭辽国后，大举南侵，兵锋直逼东京，北宋王朝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宋徽宗赵佶见局面不可收拾，让位给其子赵桓(钦宗)，钦宗即位后，召许景衡还京，授太常寺少卿、中书舍人等职。
大敌当前，朝廷中主战派和投降派斗争非常尖锐，许景衡坚定地站在主战派一边，支持太学生陈东上书，要求起用李纲为相，担负京师保卫战。后来，李纲被罢相赶出京城，许景衡也因主战，不顺从议和派而被罢官。不久，“靖康之变”发生，徽宗、钦宗以及后妃、宗室、大臣等3000人被金人所掳，押往金邦，北宋政权随之覆灭。
宋建炎元年(1127)，康王赵构渡江，在应天府(商丘)称帝(即宋高宗)，即召拜许景衡为御史中承，后又升为尚书右承，进入统治阶级的决策机构，参与朝廷中军国大事的决策。但当时宋高宗任汪伯彦、黄潜善等议和派为相，那些附和汪、黄一派的人，想罢黜开封留守宗泽的兵权，罗织种种罪状进行攻击，妄图以自己亲信取而代之，以达到向金人议和的目的。许景衡虽然和老将宗泽没有深交，但他却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大局出发，上书高宗，说宗泽虽然有些缺点，但毕竟是个忠心爱国的将领，他的威名和能力胜任开封留守，朝中没有任何人能担此重任。高宗看后，觉得颇有道理，遂打消罢免宗泽之议。宗泽闻讯后十分感慨地说：“许尚书可谓诚臣”。许景衡竭力主战，反对议和，一直为汪、黄等投降派视作眼中钉，后来他们借口其渡江建都建康(南京)之议，捏造罪名罢黜许景衡，被贬提举杭州洞霄官。他在赴任途中，面对半壁江山的凄凉景象，加上路途劳累，心力交瘁于宋建炎二年(1128)，在南下京口途中病亡，时年57岁。高宗建都临安后，念许景衡“执政忠直，遇事敢言”，追谥“忠简”，并抚恤其家属。
学术传承永嘉伊始
许景衡是一代名臣，同时又是著名学者，被时人称为“元丰太学九先生”之一。永嘉学派起源于北宋洛学与关学，而洛学与关学之所以能传入温州与许景衡有莫大关系。
洛学是北宋洛阳以程颢、程颐兄弟为首的学派。关学则是北宋庆历之际由张载创始产生于关中的学派(函谷关以西、散关以东，古代称关中)，他们都是从地域角度而言的，是宋明理学的哲学学派。
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全祖望说：“(洛学)其入浙也，以永嘉周、刘、许、鲍数君。”又说：“世知永嘉诸子之传洛学，不知其兼传关学……周浮沚(行己)、沈彬老(躬行)又尝从蓝田吕氏(大临)游，非横渠(张载)之再传乎？”这里，全祖望之认为周行己、沈躬行是吕大临(曾学于程颐，通六经，尤精于礼，当时有“关中言礼学者推吕氏”之称)的学生，实际上，许景衡、谢佃等人也是吕大临的学生，也是传洛学兼传关学的。陈傅良《重修瑞安县学记》说：“许公景衡与沈公躬行、谢公佃，偕同郡诸儒，又尝越数千里外，窃从程(颐)吕(大临)二氏问学。”
北宋时，温州有不少学子在太学学习王安石新经。当时先后在太学读书的温州学子共有9人，后人笼统地称之为“元丰太学九先生”。九先生以后全部接受洛学。全祖望说：“伊川讲学，浙东之士从之者自(许)先生始”。
许氏学术思想基本仍属洛学和关学范围。许景衡有诗云：“我欲收心求克己，公知诚意在闲邪。”而他在政坛多年，遇事敢言，勤政爱民，张栻曾评论关学特点是：“以实用为贵，以涉虚为戒。”许景衡的作风体现了关学这一特色。
许景衡对南宋永嘉学派影响很大。晚清温州学者孙诒让曾评价道：“盖元丰九先生，惟忠简独后卒，名德亦最显。厥后永嘉学者后先辈出，多于忠简为后进，或奉手受业其门，靖康、建炎之际，永嘉之学几坠几复振，于忠简诚有赖哉。”
此外，许景横的著作《横塘集》，诗文并茂，后人赞其文“坦白光明，粹然一出于正”，称其诗“吐谈请拨，不露伉厉之气”。如其《横山阁》、《池上》等诗作，清新隽永，文采生辉，是宋诗中不可多得的佳作。(记者吴益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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