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乱反正：湖学何以遍天下

拨乱反正：湖学何以遍天下

湖学之始，起于湖州，后闻名天下，得以发扬光大。而这一切的开端，还要追溯到湖学的开山鼻祖——胡瑗身上。自其倡“明体达用”起，选择以教育作为针砭时弊的先行试点，湖学就在教育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湖学不仅实现了对“师道”和“儒学正统”的拨乱反正，并且凭借着其极大的包容性和震撼力，使其得以遍及天下、声震古今。

而湖学为什么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故事还得从景祐元年时说起，当时的胡瑗到苏州讲学，恰逢范仲淹当时在苏州出任知州，因慕名于胡瑗之才学，故令其子拜祐胡瑗为师，并聘请其为苏州州学的教授，以掌管一州之学。直至庆历二年，时任湖州太守，作为范仲淹的朋友滕子京亦对胡瑗表示敬仰之情，遂邀请胡瑗来湖州州学做主讲教授，这也开启了胡瑗长达十二年的讲学生涯，也就是这个期间，胡瑗在湖州开创了“明体达用”为核心的湖学之风，以州学而始，名噪中央。

韩愈在《师说》中曾提:“师道之不传也久矣”。而社会秩序的运行，无师道，则不可立。无疑，要重新匡扶其师道，建立起新的教育体系，无疑是要拨乱反正，建立起新的教育构架和模型，而周扬波教授所言“唐宋师道复兴运动大体有内外两个路向: 一是构建儒家道统而使人师成为道的传承者；二是全面制定以学规学礼为中心的官、私学制度而树立师尊。”更是为此指明了方向。

复兴“师道”最重要的一个思想便是“明体达用”。所谓“明体”，即明做人、做事、做学问之本；而“达用”即“实践”，学有所获、学以致用。学问之根，在于“躬行”。胡瑗开设“经义”“治事”二斋，取孔子“因材施教”之法，开创了“分斋教学”的首例。经义之斋多取意在取其心性疏通, 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而治事之斋，则取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其田,历算以明其术是也。像这种术业有专攻的教育方法，也使得湖州在此后能涌现出像水利专家潘季驯、火器专家茅元仪等专技人才。

除此之外，胡瑗还开创了启发式教育法，这与西方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逍遥派”亦有相似之处，可以说这是中国教育发展中的一次巨大突破。可从古至今来说，师徒关系更多的注重的是“礼”，是“听”，但在胡瑗的课堂上，他撇去了世俗的偏见，更加注重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按照学生的兴趣来进行聚集讲习，并亲自评定是非，或是就当下时政以中庸之理折中是非，进而能对事实进行辩证分析，以“穷经以博古，治事以通今”的教育理念实现对学生能力的多元化发展。可以说，启发式教育法一种极具人文关怀的教育方法，这为湖学的发展奠定下了极好的文化底蕴。

教育上的拨乱反正，是推动湖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而在湖学日益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也使得它能从州学的范围走向太学。皇祐四年，在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举荐下，胡瑗担任国子监直讲，执教太学。由此，湖学由地方走向了中央，也扩大了它的受教群体和范围。可以说，胡瑗教书育人，并非是从功利出发。相反，他扛起了重振湖学的大旗，以达则兼济天下的心情和愿景推动着湖学成为一种社会学风。胡瑗的行为在其弟子中亦是耳濡目染，形成了湖学独有的文风和气质。欧阳修曾道:“先生弟子散在四方，随其人贤愚，皆循循雅饬，其言谈举止，遇之不问可知为先生弟子。”先生之风，在于言传，甚于身教，他所培养的这些人才，亦成为了湖学有力的推动者。

胡瑗门下弟子过千余人，在他们的推广、宣传和实践下，湖学的影响力开始波及整个学术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并开启了以湖学为代表的唐宋历史重大时代转型。湖学的普及化，可以说离不开胡瑗本身对于教育事业的鞠躬尽瘁，更离不开湖学本身的价值魅力所在。

湖学之于儒学，是继承，也是发扬。因此，实现对儒学的拨乱反正，亦成为变革社会不正之风的重中之重。自唐五代后，作为正统的儒学曾陷入过消沉低迷的状态，时以逃避、浮华、虚无的辞藻盛行，以胡瑗为首的士大夫一批，率先看见了这一问题之所在，便主动出击，一改墨守汉唐的章句注疏的旧体古制，转而通过阐述经典以寻圣人之道，重塑以儒学为正统的地位，实现对华夏正统的重建。

可实现对旧制的拨乱反正，原就不是一件易事。湖学之广，也正是出于它能对不合理，或颠倒的社会教育进行厘清，对阻碍社会发展的思想观念进行彻底的、革命性的更正。当然，湖学自身所存在的价值，本身就具有更多发展的空间。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何俊在阐述湖学的重要意义时，也进一步对湖学奠定了宋韵文化的思想基础，是宋韵文化的源头做出了强调，这进一步加重了湖学对于文化的基础性和关键性。

当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反腐倡廉”，提出“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这与湖学“明达”的精神是继承，也是发展。而以“反腐倡廉”为行为的标准和态度，正是将清朗正风的现代主义精神熔铸到湖学的文化精神中去，使其能以理性的目光，对社会之弊病执予一枪名为“治理”的长矛。而再乱的变局，在不断进行又一轮的拨乱反正后，将重新回到历史发展的正确轨道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