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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谈论近代以来的作家时，从鲁迅、矛盾、巴金、老舍，到沈从文、曹禺、汪曾祺，甚至张爱玲、王安忆、余秋雨，这些名字出现的频次都很高。

与此同时，有一些名字则几乎一直被遗忘，文人作家圈内如此，普通民众间更甚。这其中就包括孙犁。

单独提到这个名字，有些人甚至都无法在头脑中搜索到任何结果。提及他是荷花淀派创始人，人们才稍微有些感觉，但也仅此而已。

孙犁不仅经常被遗忘，也经常被低估。古之大家，文风自成一体，即使遮住名字读文章，仍能知道谁人所作，就像武林宗派、戏曲流派一样。孙犁就是这样的大家。

不仅如此，孙犁作品里流露出的现实情怀、人生苦楚，也使其作品的思想性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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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是荷花淀派创始人，但又不仅仅如此。荷花淀派被认为是通过清新朴素的语言来传达革命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对此，孙犁恐怕相去甚远，至少孙犁自己这么认为。

孙犁在散文《文虑——文事琐谈之二》中曾写道：“我的创作时代，可以说从抗日战争开始，到十年动乱结束。所以，近年来了客人，我总是先送他一本《风云初记》，然后再送他一本《芸斋小说》。我说：‘请你看看，我的生活，全在这两本书里，从中你可以了解我的过去和现在。包括我的思想和感情。”

《风云初记》写于建国初期，表面逻辑是从日常生活侧面来描写高庆山等工农兵和变吉哥等知识分子在冀中滹沱河两岸武装抗日的历程，但实际线索是革命叙事和个人感受如何对待彼此的问题。

《芸斋小说》创作于十年动乱结束后，作品大量着墨于生活的残酷、人性的丑陋和死亡的归宿，但它们也没有脱离甚至反对集体的、革命的叙事。孙犁晚年自己说：“作家的思想，代表新生的进步的力量和思潮，又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因此，即使在语言艺术上没有变化，孙犁的作品也不局限在所谓的荷花淀派风格。他晚年一直强调《风云初记》和《芸斋小说》，而《荷花淀》等早年作品却似乎被忘记了。

孙犁书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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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孙犁是乡土派作家，有人抬他是登入人道主义殿堂的雅士，单从语言艺术来讲，恐怕都有失偏颇。孙犁的语言艺术被认为是“朴素清新”。这样一个词组其实是杂糅出来的，朴素是说乡土派的，清新是归高堂雅士的。朴素，给人一种灰色的感觉；清新，人们似乎可以闻到淡淡的味道。单独拿出来都不足以表达孙犁的语言艺术；合在一起，虽然可以，但终究不甚佳。如果非要一个词来形容，“干净”恰到好处。不必推敲，自然没有冗字；不必细品，干净没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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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关于孙犁与鲁迅关系的文章多了起来。从最初的“孙犁受鲁迅遗风影响”到“最忠实于鲁迅传统”，孙犁似乎逐渐成了鲁迅的正宗继承人。

孙犁早年作品中“明快的思想”等的却来自鲁迅的影响。他晚年以鲁迅手账作为自己购书读书的标准，创作的不少作品名字、形式、结构甚至内容都烙有鲜明的鲁迅风格。从这个角度来说，孙犁以鲁迅为宗，毋庸置疑。

但在作品思想的角度上，孙犁和鲁迅还是明显不同的。鲁迅直面惨淡人生的态度和对人性丑陋的抵抗都是站在集体的、革命的角度，是对整体性的蔑视，是对国民性的批判。孙犁直面性恶论、批判人性虚伪，一直是基于个人感受的。

因此，虽然以鲁迅为文宗，但孙犁开创的仍然是属于自己的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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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觉得孙犁是人道主义者，认为他一直挣扎在主流文学中，最终不得不离群索居，远离主流。

这基本上是对孙犁最大的误解。人道泛化成主义，其实是要推动个人权益或者说个人自由在社会范畴里扩张，强调的是积极张扬。孙犁关注的个人感受从来都是内敛的、个人的、非社会的。孙犁始终想通过文学解决个人感受和集体、甚至社会外在之间的关系，这种感受前期主要是真善美，后期又加入了恶。从这个意涵来看，孙犁和人道主义的距离比他和主流的距离还要大。

孙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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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集体的、革命的文学视为主流文学的话，孙犁无疑出身名门正派。但他作品里主旋律平淡、情怀过多，因此主流似乎并未完全接纳和推崇。现在，只有在涉及白洋淀革命老区推广或者满池的荷花盛开时，孙犁才被拉出来作为一个招牌使用。

而在那些人道艺术论的群体看来，虽然孙犁的艺术存在一定超脱性，但显然是不够的，是“思想不彻底”的。他们讲述孙犁，惯常会将他塑造成想要从主流文学中超脱而不能，坚守人道主义而遭弃的形象。

孙犁似乎成了主流的多余人、艺术的边缘人。但对孙犁来说，这或许才是最好的距离，所谓人生最好萍水相逢，尽管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主动选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