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吴晓波，著名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EMBA课程教授，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中国青年领袖”。

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历了十数次重大的经济变革，每一次变法，都顺应社会发展而发生，也都对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今，新的社会发展又提出了继续变革的要求。

本书是作者近年来研究中国经济变革史的集大成之作，对中国历史上十数次重大经济变法的种种措施和实践作了系统的概述和比照，指明因革演变，坦陈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式改革的历史脉络，又剖析了隐藏在历代经济变革中的内在逻辑与规律。辩驳得失，以史为鉴，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经济史”。

目录：

导论：研究中国的方法

第一章：管仲变法：两千年前的“凯恩斯主义”

第二章：商鞅变法：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

第三章：汉武帝变法：顶层设计的集大成者

第四章：王莽变法：第一个社会主义的改革

第五章：世民治国：最盛的王朝与最小的政府

第六章：王安石变法：最后的整体配套改革

第七章：明清停滞：大陆孤立主义的后果

第八章：洋务运动：缺乏现代性的现代化变革

第九章：两个民国：从极度自由到“统制经济”

第十章：计划经济：从自负到自毁的大试验

第十一章：改革开放（上）：没有蓝图的改革

第十二章：改革开放（下）：集权主义的回归

结语：回到历史的基本面

导论：研究中国的方法

关于中国经济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尤其近几年两极化判断越加明显。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2030年前后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2050年前后，中国经济总量将占全球20%。中国正在崛起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但也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正在崩溃的边缘，中国房地产的泡沫正在不断膨胀，这与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前后情况非常类似。

然而，经济学界对中国两级化的分歧并没有消解中国经济崛起的魅力。反而使之显得更加迷人。

分久不会，合久必分，是天下大势。但纵观历史，统一是中国的一种文化，中国也是唯一延续至今的社会。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1个文明社会，其中，中国社会是文明特征保留最为完整的样本，而这一成就正得自于“统一的文化”。

本书讲述了中国得以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俗纷杂的地区得以长期统一，治国者有着卓越的智慧，有两个观察和分析工具：

第一：四大利益集团，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积极和无产阶级。这四大利益集团相互斗争，博弈和妥协。

第二：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包括：郡县制度、尊儒制度、科举制度、国有专营制度。这四个基本性制度，共同支撑集权政体，实现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国家模式。

本书沿着历史的脉络，以经济制度的变革为核心主题，对中国历史做一次跨时空的讲解。

第一章：管仲变法：两千年前的“凯恩斯主义”

中国历代经济变革，应该从公元前8世纪的春秋说起。春秋之前，只有天下，没有国家，所谓国家都是血腥竞争的产物，这是举世公理。

两千年的经济变革以千年为界，切位两截，从春秋时期到12世纪的北宋，变革是基于扩张的需求，直到后来18世纪初期的康乾盛世，则以稳定为主。乃至近现代，从洋务运动到现今，出现了救亡、扩张、稳定、再扩张、再稳定的多个主题变奏，反复徘徊。

自古以来，弱者都是变革的发动机，变革之前，齐国是一个偏远小国，齐桓公也并非有远大志向的君主，是远近闻名的“好吃、好田、好色的”三好先生“，他遇到了经商失败的管仲，二人联手，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许是最成功的一次经济变革。

管仲变法中的其中项重要政策为“四民分业，士农工商”，将国民分为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阶层。其中士农工商并非优先排序，而是按分工职业划分而已，这被后人严重误读，以为商人从古至今一直受统治者轻视，其实不然，管仲其实正是商人出生，早年其屡次经商失败。

社会分工的划分，让齐国在制造技术领域领先于其他国家，丝绸为例，我们最早出现丝织交易中心就在齐国首都临淄。而且中国的社会分工的划分比欧洲早了至少千年，这也使得传统的生产技术在中国出现比欧洲早了八百至一千年。

管仲的四民并列的政策，和在齐国推行的涉及产业、税收和价格等多个领域的整体配套改革。这一套机制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放活微观，管制宏观”。激活了齐国各行各业，让齐国对内和对外贸易活动频繁，成为富甲一方的经济大国。造就了春秋五霸的首霸齐国和首霸者齐桓公。

甚至，管仲还是首开国营色情业的鼻祖，当时首都临淄开了官办的妓院（女市），目的是吸引外资和游客，并对其收税。管仲也被称为娼妓业的“祖师爷“。

管仲变法的另外一个政策是：管制宏观，就是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其手段则是对财政、税收、价格三个方面进行管控。

另外，管仲变革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盐铁专营。它的影响延续两千年，迄今犹在。几乎成为中国式中央集权制度的经济保障。

在农耕时代，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产业。盐铁专营的政策是“唯官山海为可耳“，意思是，把山、海的资源垄断起来就可以了。山上出矿石，海里产海盐。

盐铁专营并不是主张政府亲自下场，并非国营性质。其实是一种国有民营的机制。由政府控制资源的所有权，然后把经营权下放给民间商人，然后以一定比例分配利润，这就是后世非常流行的“资产国有，承包经营“的雏形。

管仲经济思想中，最为奇特的一项是鼓励消费，甚至倡导奢侈。这与中国历代治国思想倡导勤俭节约的正途背道而驰。但其实这并非管仲本意，其本意是肯定享乐而反对节约，鼓励消费目的是让经济流通，从而有利于生产活动和贸易。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刺激内需的经济政策。这种通过增加固定投资来刺激经济，促进就业的做法，西方人直到两千多年后才学到。

管仲最核心的治国思想是“以商止战“。对于止战，后世很多思想家提出了很多方法，比如墨家和道家提倡”以农止战“，法家提倡”以战止战“，儒家则提出”以仁义止战“，在明清两朝则是”以闭关锁国止战“等等。

以商止战就是发展商品经济，让国民富裕起来不至于造反。管仲有强烈的民本思想，他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他不主张用残酷的刑罚来威慑百姓。

管仲很长寿，活到八十多岁，早年潦倒，中年治齐，四十载而成霸业，在公元前7世纪，地球上绝大多数还是荒蛮时代时，中国却诞生了这样一位经济大师，算一个奇迹。

细数其经济政策可以发现，他其实是一位尊重市场规律的国家干预主义者，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视为古代的“凯恩斯“。

管仲治齐有三点经验：

第一：通过价格、财政和税收整体配套改革，第一次形成了系统性的国民经济治理体系。

第二：他所提出的盐铁专营政策，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经典模式，影响力至今。

第三：管仲治理下所形成的齐国经济制度，是中国古典市场经济体制的雏形。

但其思想被后世淹没，主要有两大原因：

第一：齐国一世而衰，以商治国思想彻底破产。

第二：管仲思想与儒家格格不入。

在很大程度上，管仲是一个被意识形态“谋杀“的改革家。

第二章：商鞅变法：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

如果说管仲是重商主义变革的实验，那么商鞅变法则是重农主义的变革典范，他们处于极端经济变革的两端。经历了这两场变法后，影响中国千年的治国模式便基本定型。

与齐国一样，当时的商鞅所在的秦国也是一个偏远小国，秦国处于西北高地的黄河中上游，以狩猎游牧而生。秦国变法是，主政的是秦孝公，年方二十二，商鞅二十六岁，正是百无禁忌的年龄。

这场变法历史二十一年，分为三个阶段：农耕、军战、中央集权。商鞅认为，战争是让国家强大和稳定的最好方法，它既是起点也是终点，并行循环往复，不应停止。这场变法最终把秦国变成一个纪律严明，高效战斗的战争机器。

第一个阶段：农耕。商鞅用了三年时间将秦国变为一个农业大国。颁布第一个法令叫《垦令》，将全国人民变为农民。在农业政策上，最大的政策是：费井田，开阡陌。允许民众开荒耕作，买卖土地，这自然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使得变法“农本思想“更加发扬光大。它是中国土地史上重大变革，从此土地私有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土地所有制度。

与此同时，商鞅还出台了很多限商法令，防止人民去经商而不务农。比如：控制粮食买卖和矿山国有化；对工商业坚持重税制度；推行户籍登记制度；取缔货币，实行实物交换制度等。

第二个阶段：军战。在三年完成把秦国变为一个农业大国之后，推行了军爵制度，自夏商周以降，中国进入封建时期，各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袭制，形成了一个贵族时代统治的体制，商鞅的军爵制度则打破了这种传统体制。

具体有两条：一、收回所有贵族爵位，取消特权，重新分配，只有在战场上立下战功，才能重新配爵位，成为贵族；二、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只要有军功，无论贫贱，都可以获得贵族的爵秩。商鞅设立了二十个等级的爵位，都以杀多少敌人来封赐。

这一军爵制度开天辟地，抹杀了贵族和平民的界限，让人人都好战立功。由此有“王侯将相令有种乎“的说法军爵制度也是影响中国千年的基本制度。构成了中国文明的重要特征。

第三阶段：郡县制度。它是地方行政制度的政治雏形。商鞅首先统一了度量衡，他提出“平斗桶、权衡、丈尺“，统一了全国的容积、重量、长度的度量标准。

商鞅推行了郡县制度影响尤为深远，他把小乡、邑合聚为县，设立县令和管理机构，郡守和县令直接由君王直接指派，不得世袭。郡县制度成为秦国的治国基础。加强了中央集权，是中国官僚制度的根本，直至今日。

在推行变法的二十一年，公元前338年，秦孝公驾崩，随后商鞅被处以车裂极刑，并诛灭全家，可谓伟大变革家悲惨的终结。

商鞅的强国之术堪称中国历史乃至世界上最残酷、最严厉的一种，是一种激进国家主义的试验。如果我们将商鞅变法的种种措施政策放到中央集权四大基本制度的建设框架进行审视，便可以清晰地了解它的历史意义。

他是“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即国家控制所有重要生产资料，排斥或者部分排斥商品贸易，压制或者消灭自由的商人阶级，使国民经济服务于国家目标。

第三章：汉武帝变法：顶层设计的集大成者

历代经济变革的基本逻辑可以用邓小平的两句话总结：“发展才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发展与稳定是辩证史，历史的发展从未走出这两句话。

汉文帝，汉景帝开辟了“文景之治“，这是中央集权建成后的第一个经济大繁荣时代。七十年的繁荣和宽松的政策，使得四大利益集团的格局出现了变化。

第一：自由商人崛起，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

第二：地方诸侯势力庞大，中央集权出现旁落的迹象。

第三：权贵与商人成立同盟，并极大地败坏吏治。

因此到汉景帝后期，有人提出要削弱地方，增强中央的建议。后来出现了“七国叛乱“。这也体现了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均衡和矛盾。

七国之乱平定后，第十三年，刘彻登基，成为汉武帝。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大一统制度的集大成者。他当政五十四年，一改前朝休养生息的放权政策，文治武功，一举把帝国拉回了高度专制集权的轨道上，让汉朝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四大基本制度的建设，试验于商鞅，成型于嬴政，集大成于汉武帝刘彻。

在集权上，汉武帝颁布了《推恩令》，强行要求诸侯分封诸子为候，使其封地不得缩减，同时朝廷向各地委派主观行政和监察工作的刺史，由此空前加强了中央集权。

在全面思想统一上，强力推行儒家成为唯一正统思想，延续了七百年的百家齐放就此终结。

在外交政策上，打动兵役，同时大兴水里和土木工程，执政第二十个年头的时候，公元前121年，汉军大败匈奴主力，刘彻的政治威望也达到顶点。

同时，汉武帝推行一系列强硬的国营化经济政治，涉及产业，流通，金融和税收等多个领域。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具有顶层设计意味的整体配套改革，具体的操盘人是桑弘羊。

在经济改革之前，政治集权和思想统一完成；以对抗外侵为口号为集权改革道理的理由，凝聚了民心；文景之治留下了巨大的财富；这三项保证了其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

改革分为几个部分：

产业改革：铸钱、盐铁和酿酒。这几个产业相继被国营化，加强了重要产业的控制力度。

流通改革：均输与平准。均输就是统购统销；平准就是推行物价管制。政府控制了国有资产，同时控制了各地商品交易的流通和销售渠道，同时桑弘羊还配套采取了一项新的物价管理措称为平准法。就是由国家控制全国物资和买卖，以平衡物资价格，它与均输相互相成，成为中央政府控制市场，从流通领域获利的重要工具。

税收改革：告缗令与算缗令。这项政策让全国的中产阶级破产了。即向全国有产者征收资产税，是为“算缗令“，并要求主动申报，如不申报则被举报后被罚，称为”告缗令“。这场持续了三年的告缗令，让全国中产阶级破产，政府没收了数以亿计的民间资产。

汉武帝的变革始于公元前121年，至于公元前89年，这场历时三十二年的变革，真正建立起了一个中央集权制度的大独裁政府。

在汉武帝执政时期，中国的人口突破5000万，是第一个世界上的半亿帝国。

汉武帝的集权式的经济变革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第一是让中产阶级破产，失去了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第二让民众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让民众不再储蓄和投资。

但在国家主义的强国政策下，富民难求，在武帝晚年，六十七岁的汉武帝颁布了《轮台罪已诏》承认了在位期间让民众受苦的过错，这是历史上第一份记录在案的皇帝忏悔书。一代大帝汉武帝于公元前87年郁郁而终。

另外，桑弘羊也是历史上第一位把工商业看出富国之本的人，这比管仲又更进一步。桑弘羊最大的经济改革贡献就是强调工商富国。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自古轻商的国家的说法不攻自破。

第四章：王莽变法：第一个社会主义的改革

王莽执政时间短短15年，但却制造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很有典范意义，可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主义者“。

在教科书中，王莽被定义为阴谋家，其实王莽是儒家学派巨子，是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以学者建立帝国的人。

变法背景是因为在当时世族经济已经威胁到中央集权。自商鞅推行军爵制度以来，打破贵族，形成了士绅集团，后来又过度到世族集团经济。世族与贵族不同，他们以家族利益为重，高于国家利益，对中央权威缺乏忠诚度，同时通过血脉传承，势力越来越大。以至于到西汉后期，世族集团经济形成了闭门城市，严重阻碍了商品流通，使得生产力无法释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王莽实施了变法。

王莽改革与汉武帝-桑弘羊类似围绕着三大核心课题：财政、货币和土地进行改革。

第一：王莽登基第二年，推出“五均六筦“，即是全面恢复了盐铁专营和均输及平准法，让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控制恢复到了空前水平。对于物价、商品流通、产销等环节进行直接管控。在财政和产业政策上效仿汉武帝。

第二：在货币改革上，在登基前一年，公元7年的5月，开始增铸货币，新币分三种，各值五钱，五百钱和五十钱，称为大钱，在登基后，王莽改出一株小钱，令市场恐慌，后公元10年，王莽突然又宣布改革货币制度，把货币统称为“宝货“，四年后，王莽又废除宝货，推出新货币：货币和货泉两种货币，在短短七年间，王莽进行了4次货币改革。

在土地制度上，自商鞅废除井田制度以来，第一个重新推行土地国有化的政权。

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推行土地国有化的政权只有两人，已经是新朝的王莽和民国的孙中山。

土地国有化实际上打破了土地世族垄断的体制，同时王莽宣布不准买卖奴婢，这也打击了当时势力强大的世族集团。

王莽五均六筦的改革制度，剥夺了民间工商业的所有利润。却没有带来国库的充盈。货币改革让金融系统打乱，因为缺乏铁腕的监管体系，导致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改革最终让王莽人头落地。

与汉武帝的集权改革不同的是：

第一：在王莽政治体制改革并不完善的时候推行经济体制改革是其失败的最大因素。

第二：在改革与民信贷关系上，中央集权侵害了东方政权和有产阶级的利益，导致了民众的反抗越来越强。

第三：在集权式改革与民间财富的关系上。王莽的改革并没有彻底清除世族财富，并将财富分配到民间。

第四：在改革与官僚执行能力上，汉武帝一带枭雄，心狠手辣，手段霹雳无情。同时拥有桑弘羊这样的优秀执行者，但是王莽疑心很重，没有一直忠心效力的团队支持。

第五章：世民治国：最盛的王朝与最小的政府

将两千年的中国历史放置于世界时间中，可以看到两汉时期，世界时间确实在西方的罗马城和东方的西安和洛阳。公元6世纪之后，中国独享了世界时间长达一千年之久。从13世纪开始，西方的进步声浪越来越响。到18世纪，世界时间回到了欧洲。直到2013年前后，世界时间似乎开始转向东方的中国。

在千年的鼎盛时期，唐朝无疑是其中最显赫的阶段。中国于公元589年重新统一，杨坚在长安建立隋朝。29年后，李渊代隋，创建唐朝。由此盛唐开始。

唐朝在四大制度建设上贡献最大的是推行了科举制度，科举始建于隋，兴盛于唐。同时仍然将工商排除在四大精英阶层之外。李渊规定“工商杂类不预士伍“。在政治经济意义上，科举制度是对世族模式的一次彻底反动。在过去数百年间，世族模式和庄园经济严重困扰着历代统治者。王莽改造，十年而亡，刘秀度田，不了了之。唐太宗对世族的打击似乎不留情面。

公元626年，李世民即位后，当月颁布诏令，让货物自由流通，还停止了商税征收，中国古代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唐宋两代对商品的征税都非常少，唐朝全免，宋朝征收过税和住税两种。减少了征收税负的同时，唐朝还精简了官员，从汉朝的十三曹精简为七部门，这是一次非常大的部门精简。

另外，唐朝还对富豪家庭征收特别财产税称为“公廨钱制度“，用来养官，还对官员分配“职份田“和永业田，让官员可以安心做官。

此外，在军费开支上，李世民也大笔减少支出。实行“兵在藩镇“的制度，即由地方财政支出养兵。

李世民可谓历史上最精明的治国者之一，让富人出钱养官，地方出钱养兵，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非常少，小政府因此而生。

唐朝期间，城市经济空前繁荣，从西汉到宋元，中国经济的中心一直在城市，其中以唐宋最为明显。唐宋的城市化率都超过20%以上。

公元755年，安绿山和史思明发动安史之乱，一举终结了盛唐。从制度上看，此乱是因为分权过度的结果。从经济上看，一百多年的繁荣，人口迅猛增长，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因中央对地方管控不力，导致“干弱枝强“，安史之乱给国家带来了毁灭性打击，数百里州县，皆为废墟。平息叛乱后，盛唐精气已被消耗殆尽。

刘晏是一位桑弘羊式的理财大师，他前后主管天下财政长达二十多年，是有唐一代任职时间最长的财政长官，除了官营盐业，刘晏还对全国重要商品产销进行管制，把桑弘羊的平准和均输搬了出来。中唐在安史之乱之后没有陷入更大的乱局，与刘晏以果断的专营政策迅速改善中央财政状况有很大关系。

在改善了财政状况后，中央开始尝试消藩，但一直没有成功削弱藩王势力，唐一代一直没有解决军阀割据的问题。唐亡以后是五代十国，五十年里冒出十几个国家，中原逐鹿，天下愁苦。

第六章：王安石变法：最后的整体配套改革

在中国经济史上，王安石变法是一个转折点，变法之前中国是一个自信开放的国家，变法之后变成一个敬小慎微的封闭保守的国家。

宋代统治三百多年，比唐朝还久，但很多历史学家对宋朝的评价两极化，认为宋朝是汉唐宋明清中最弱最贫的一环。但宋朝的中华文化是登峰造极之时。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均来自宋朝。宋代的工商业非常发达，经济和企业制度方面创新也很多，中国最早的股份制公司出现在宋代，最早的一批职业经理人出现在宋代，最早的贸易期货出现在宋代，纸币的发行也出现在宋代。宋代人口首次超过一亿，成为全球最大的以内需为主的统一市场。

著名的“杯酒释兵权“赵匡胤收缴军权，彻底解决了唐朝遗留下来的军阀割据的问题。但宋朝养兵成了政府一道难题，甚至朝廷80%的收入都用在军费开支上。

在经济制度上，宋朝公开允许官员经商，抑制土地兼并，对垄断资源进行授权经营者都是宋朝的特殊政策。在授权经营的政策上，宋朝也有创新，当时有两种模式“买扑“，”钞引“。即现代的暗投标和特许经营的模式。

开国100多年后，宋朝出现了诸多问题。

第一：贫富差距拉大；第二：土地兼并严重，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1067年宋神宗登基，1069年开始变法，此次改革的操盘人是王安石。当时在政府内部发生了一次政策激辩，史上称为“延和殿廷辩“，论辩双方正是王安石和司马光。王安石主张开源，司马光主张节流。最后宋神宗选择了王安石，任命其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实施大变法。

王安石搞的这场变法气魄很大，格局空前，是一次涉及政府机构，产业，财政，物价及流通等多方面整体配套的体制改革。这是帝国时期最后一次整体配套改革。

王安石版本了十余条法令，包括：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和免役法和方田均税法等。其中前三条最重要。

均输法是成立国家物资部和物价管理委员会，管制重要生产资料的产销。实际上是垄断了全国重要物资生产和销售。但很快弊端出现，让很多官员中饱私囊，亏空财政。

市易法让政府成为了最大的商店、银行和物流中心。

青苗法也是在实施过程中让民众苦不堪言。

种种新政的实施，让宽松的经济环境不复存在，自由工商业者遭到毁灭性打击。

王安石变法搞了16年，1085年，神宗驾崩，哲宗继位，他重新启用了司马光。

从王安石变法的1069年到1126年，其极端国有专营制度前后实施了五十七年，这也正是北宋从帝国衰落并走向灭亡的五十七年。

王安石在中国经济史上，政治史上是充满了最大争议的标杆性人物。王安石才华横溢，诗文独步天下，是公认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也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官员，很懂财经之道，当官不靠后台，从县一级干部一直干到中央。他也不修边幅，不拉帮结派，独来独往，不贪色，不爱财，为官清廉，是一个国家利益为上的爱国主义者。毛泽东推崇的两位改革家一位是商鞅，一位就是王安石，可见其历史地位。

第七章：明清停滞：大陆孤立主义的后果

从1300年到1800年，中国的GDP增长率几乎为零。这五百年中，世间物转星移，文艺复兴运动让欧洲中出黑暗的中世纪，爆发工业革命，出现了以三权分立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国家，欧洲也在这五百年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直到1840年，正在沉睡的中国被炮火打开大门。为什么在这五百年间，治国者的思想如此保守，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在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使得体制内的创新动力和勇气彻底丧失。从此进入了“稳定压倒一切”的五百年。

在四大基本制度上，明清两代呈现了恶质化的态势。

首先，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利分配制度上，宋太祖强调中央集权，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让中央权力内部的皇权和相劝失去平衡。到了清雍正时期，设立军机处，皇权更加集中。

其次，在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上，南宋以后，程朱理学越来越禁锢人的思想，到了明清两代，先是朱棣的《永乐大典》，再有乾隆的《四库全书》，政府从文本角度来限制思想自由。

再次，在社会精英阶层控制模式上，进一步强化和神圣化了科举制度。

最后，在宏观经济制度上，国家继续用强有力的方式来管控宏观经济，对外遏制国际贸易，对内搞男耕女织，在工商业领域搞特权经营销售。

明清治国者有特别发达的“专制智慧”，他们真正发现了专制的秘密，对外断绝来往，断绝一切联系，将自己国家变成一个铁桶阵。铁桶阵和散沙术是明确治国者的两大法宝。

打造铁桶阵的办法就是闭关锁国，散沙术就是治国者为了防止人民凝聚起来反馈，所以让人民变成一盘散沙，在经济上最好的模式就是推广男耕女织。

在明清两代，城镇化率开始下滑，在明代之后，与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家庭纺机相配套的，是中国从城市化向城镇化的大退化。经济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明末清初，人口从7000万增长乾隆年间的1.3亿，但是城市人口没有增加。但西方正是13世纪开始提高城市化率。1900年，世界级大城市只有一座位于亚洲，其他都在欧美，这就是工业革命的成果。

在明清两代，工商经济也陷入官商泥潭。发轴于宋代的“买扑”和“钞引制”到明日渐完善成为特许经营制度，明清三大商帮：晋商、微商和广东十三行商人全数因此得利，商人完全沦为一个寄生虫性质阶层。

自明入清，统治者由满替汉，治国策略愈加保守，经济上愈加官商专营。对外铁桶阵，对内散沙化，社会进步动力全然丧失。

观察这个时期的中西历史，得出两个重要结论。

第一：在工业革命中，一个国家的财富水平和财富总量，与其工业化的时机、速度以及成功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有经济总量绝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生产方式缺少推动的根本性变革激励机制也是不行的。

第二：工业革命和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是以一种非常突然的方式空降到东南亚的，它在社会和经济制度上都与原有的基因格格不入，这种制度对于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心理和制度上的打击是巨大的。

这一稳定平衡状态在19世纪被打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随即中国进入内忧外患的动荡时期。

第八章：洋务运动：缺乏现代性的现代化变革

在历代经济变革中，晚晴洋务运动可谓最为凶险的一役。

日本，德国，美国都是在19世纪中期完成统一，并相继开始他们的工业革命之旅的。由此可见，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是一场“迟到的运动”，迟到不是落后的理由，洋务运动之所以会失败，甚至一直到今天，中国仍然没有一个成为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则另有原因。

发展与稳定的取舍：以铁路为例。最高决策政府极力阻挠修建铁路，思想封闭的统治者认为是有害之物。到1891年，在中国幅员辽阔的大地上，才完成了360公里的铁路，相对于日本当时已经完成3300公里的全境铁路，可见当时统治者是多么故步自封。

国营和民营的取舍：以轮船招商局为例，1872年，李鸿章为在长江航运中抵制外国轮船公司的势力，决意创办轮船招商局。李鸿章提出“官督商办“的企业制度，”由管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仪，悦服众商“，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规范意识上的公司章程。经过十年左右的经营，轮船招商局在长江航运业务中击败美国和英国的船务企业，取得骄人业绩。在民间资本和人才的助力下，十多年间，从造船业、采矿业、纺织业、航运业、保险业出现了许多中国第一的新兴企业。也有了近代中国的第一批股份制企业，这是洋务运动的第一个小阳春。

1883年，上海爆发金融危机，房价大跌，一大批主管招商局的人士被抓。第一波小阳春逐渐消散。

洋务运动的第二个小阳春出现在1894年，甲午战争的战败给国民极大刺激，从此，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维新派取代了中高阶层官吏为主的洋务派，成为变革的新主流，而工业化运动也由政府推动变为民间推动。1895-1898年，出现了大量知识分子下海经商的案例，中国的资产阶级正是出现在历史舞台。

立宪运动：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选择

洋务运动进入第三阶段，主题变为经济领域迅速向政治领域推移。一场效仿日本的立宪运动拉开帷幕。这也是在经济改革进行到半途之际，政治改革也呼之欲出。以孙中山为首的改革党人则试图以武力推翻帝制，改良与革命开始了一场惊险的较量。在推动立宪过程中，各级商会形成网络，并逐步学会了英国式的商会的自治和民主管理。政府也逐渐失去了洋务派、维新派、知识分子和工商阶层的信任，颠覆式革命已成必然趋势。

10月10日，在同盟会的策动下，数百新军发动起义，星火燎原，推翻了千年帝国统治的辛亥革命由此爆发。

洋务运动的制度性遗产。

第一：缺乏制度上的顶层设计，是一场自下而上的经济和政治变革。

第二：从未涉及财政、货币和土地政策。这三大元素是历代经济改革的核心元素。

第三：洋务运动不是一个普惠性的经济振兴运动。从四大利益集团的获利分配看洋务运动本质上是一次有利于地方和工商阶层的分权式改革。

第四：现代化有余，现代性不足。政治体制的落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导致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失败。

第九章：两个民国：从极度自由到“统制经济”

民国时期长达38年，分为两个民国，1911年至1927年的北洋民国和至1949年的国民党民国。在两个民国在经济上进行了两次截然不同的试验，第一次是大自由、大混乱的试验，第二次是重归中央集权的试验。

四大基础制度的全面崩坏，从孙中山到袁世凯，中央就对地方政府失去了控制力。对全面思想的控制也松懈了，年轻人怀疑和摈弃了一切传统，四书五经皆成腐朽之物。社会精英则全部流散到体制之外，自科举制度废除后，再也没有有效的官员选拔和推举制度。在宏观经济治理方面，由于产业资源被民间掌控，政府对于关键行业的控制力降到了最低，出现了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

基本制度的瓦解，意味着中央集权以没有任何着落点。延续了两千年的旧的治理模式不复存在，然而，在大动荡时期，建设性的理论和模式却没有出现，共和政体在中国诞生，像一个匆忙制造的仿制品。

在北洋民国，由于中央集权的丧失，民间资本活跃，民间企业空前繁荣，并控制了重要的产业领域，最重要的是金融业的民营化。造成了金融业的持续动荡。除了金融业，企业家集团还控制了重要的生产资料市场。如纺织业和面粉业。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实业投资热潮，是中国的第二次工业化浪潮。中国民族经济的基础就是在这一时期奠定的。直接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1912年至1927年，中国工业平均增长率高达15%，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中央集权的削弱，意味着地方自治空间的加大，北洋政府时期出现了三种自治方式：

第一：军阀自治，如张作霖父子在东北、阎锡山在山西、李宗仁在广西等，都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第二：商人自治。民国初年，各地的咨议局以及商人总会拥有财力和武装力量，声势浩大。

第三：建设模范城市或者实验公社。中国最早的师范学院、话剧剧场就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

1927年，蒋介石建立中华民国，从此中国进入国民党统治的民国时期。

与北洋民国相比，国民党政府最大的区别就是有主义、有信仰，对国家治理有系统性的思考和道德上的自信。

在经济上，国民党发展国营经济，节制民间资本，是其一贯的经济主张，在经济模式上，国民党坚定优先发展国营企业。其经济思想来源于国民党之父孙中山。在孙中山的经济理论中，最显著的就是主张土地国有化和实行土地单一税。

在宏观经济上，蒋介石主张“中国经济建设之政策，应为计划经济“，表现出一个集权型政府的基本特征。放眼全球，其政策也与国际形势有很多关系，当时北美爆发经济危机，德国和苏联崛起，这也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变革。

挤压民间资本的五种办法：

第一步：组织瓦解

第二步：国债绑架

第三步：控制证券市场

第四步：利用经济危机，收编民营企业

第五步：银行国有化

通过一系列政策，中央政府掌握了国民经济的主导权，政治，军事，经济的集权效应出现。

1937年的经济改革被日本侵华战争阻断。1945年，国民政府从重庆前往南京，国民党人在产业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及土地政策上进行的改革的失败值得反思。

战后宋子文主导力推国营垄断经济体制，建立了一大批中国为名号的国营垄断企业，涉及矿业、纺织业、造纸业、茶叶和石油业等。一个强大而垄断的国家资本主义格局诞生。国营化被看做是国退民进事件。有几个后果。

第一：生产率低下。

第二：民间资本和企业家彻底失望。

第三：工业萧条，失业人口众多。

另外，在货币政策上也出现问题。当时的流通货币主要有两种，法币和中储券。在1945年11月1日，从当时的1：50的兑换突然变为1：200，这让很多人一夜破产，让他们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失去了信心。

另外，解放战争的爆发，让中央财政完全被军费绑架。实体经济复苏无力。于是政府采用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这让经济出现了混乱。

在产业政策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上的失误，国民政策政府在另外一个重要领域：土地改革上也无所作为，输给了共产党。

第十章：计划经济：从自负到自毁的大试验

自大清，明国，当代中国以来，便以确立，第一：维护国家统一、中央集权；第二：抵御外敌，强盛国家的强国原则；第三：发展国营事业，节制民间资本的三大基本原则。1949年至1979年，这一时期被认为是一个极端的年代，共产党以无比自信的心态进行了一场彻底而坚决的命令型计划经济的大改革。

在上海建立经济体系的雏形。毛泽东任命陈云坐镇上海，指挥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经济战役。

第一：资本市场的管制。让资本主义退出上海，退出历史舞台。

第二：生产资料的管制。控制了物价。

第三：流通渠道的管制。商品流通领域被国营垄断。

同时也对国内私营企业的清缴和管制，计划经济的宏大架构就此形成。这次在上海的经济体制改革体现了命令型计划经济在特定时期的魅力，从历代经济变革中，我们也能找到与之对应的参考，比如汉武帝的平准和均输策略。

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计划经济模式在工业建设上的一次完美变现。在苏联的帮助下，投资建设了156个重大项目，史称“156工程”。优先重点发展重工业，比如冶金，能源和机械领域。除了引进苏联的技术，中国还照搬了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垂直的计划管理体系。

从数据上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完成了投资总额588.47亿元，固定资产比1949年增长了4倍。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0.9%，GDP平均增长达到9.2%。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里，私营经济应该是被彻底消除的一部分。接下来通过七年时间，完成了对私营企业的消灭。

第一阶段：夹心化。通过原材料、资本和销售渠道的管控，打击私营企业。

第二阶段：五反查税。在资本主义的工商业中，展开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收缴了一批私营企业资本。

第三阶段：边缘化。在第一五期间，私营企业的参与度几乎为零，让高速增长的五年私营企业徘徊在经济变革的边缘。

第四阶段：定息赎买。正式确立的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并为私营经济的退出提供了通道。它意味着产权改革的实质完成。

第五阶段：绝种。全国各地一个个完成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私营企业完全清除。

在第一五期间，共产党几乎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和清除私营企业的两个重大胜利。

1958年开始在工业和农业的大跃进。掀起了全民炼钢的热潮，这导致中断了正常的经济秩序。破坏了生态环境。盲目乐观的激进，造成了国力的严重虚耗。大跃进对中国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紧接着从1966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经济彻底絮乱的开始，在10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决策机构陷入瘫痪，几乎全部被打倒或者靠边站，其中刘少奇被永久开除党籍，邓小平和陈云被下放农村。就四大基本制度来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是两千年中国史上，集权程度最高的一个时期。中央对地方有绝对的控制力，全面思想高度统一；社会精英阶层被消除；在经济制度上，命令型计划经济呈现出全部特征；经济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的指挥体系。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已是一个封闭自守，与世界经济体系独立的绝缘体，高度集中而没有活力的经济体。

第十一章：改革开放（上）：没有蓝图的改革

邓小平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然而，它实际上是一场且行且思，边做边改的政治经济改革。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逐渐将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过了60年，在这60年间，各国共产党人摸索了两种经济模式。一种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命令型计划经济模式；另一种是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事实证明这两种经济模式都行不通，便把渴望变革的中国逼上了一条独自探索、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道理。

陈云是公认的“计划经济大师”，与陈云相比，邓小平更加务实，只要经济能发展起来，他愿意尝试一切新的可能性。在经济领域推动变革的同时，邓小平和陈云也对政权的稳定和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持达成了高度的一致。他们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和“稳定压倒一切”的指导思想。并勾勒出了本次改革的几个基本特征：功利务实、被动渐行、非均衡和不彻底。

从1978年之后的15年间，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事件几乎都不发生在城市，广袤的农村成了改革的主战场。实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呈现出大锅饭的弊端。后来的包产到户是对人民公社的一种否定，邓小平对包产到户给予了坚定支持，并承诺50年政策不变。这种以承包制度的方式将土地还给农民，是一次不彻底的土地改革，但是它非常灵验地解决了粮食问题，并让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未来有了大量的闲散劳动力到沿海发展。

政府的角色：放权到非均衡战略

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是一场政府放任自流，无为而治的民间经济运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扮演了促进者和主导者的角色。中央的战略是放权让利；非均衡发展；一手软一手硬。

放权让利的对象是国营企业和地方政府，其目标是刺激经济要素的复苏和减少中央财政支出。特区的开设及沿海城市的开放，就统称为“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非均衡成为一种基本改革思路，特区，开发区模式是资源分配上的一次非均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财富分配的一次非均衡；企业试点是政策配置上的非均衡；价格双轨制是对国营企业实施价格保护的非均衡。

经济权力的下放和非均衡战略的实施，意味着自由贸易精神的回归。同时地方政府也积极参与和冒险支持。非国有经济领域的以集体企业为主力的苏南模式和以私营企业为主力的温州模式，县级政府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有行政诉求，它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博弈和互补的关系。政府从来没有放弃对经济的干预和掌控。

关于哪里是改革的主战场，有两种声音，一派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的以企业制度的股份制创新为主战场的思想；另外一派是以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的吴敬琏为首提出的“整体协调改革“思想。对于两种改革意见中央决策层表现出摇摆不定。

1988年秋冬之际，中国经济改革遭遇了一次意外的重大失利，它可以看成本轮经济运动的一个分水岭事件。经历了十余年的经济复苏之后，物资供应紧张，全国物价出现失控式上涨。这是物价双轨制带来的弊端，国营企业经营困难，财政负担加重。此时，决策层决定接受吴敬琏的“管住货币、放开物价“的意见，让物价回到市场调节的轨道。这一政策公布后，全国迅速震动，城市物价飞速上涨，物价闯关全面失控。导致1988年是自1955年以来物价涨幅最大的一年，通货膨胀明显加剧。这一年的物价改革闯关失败，是自1978年改革以来最大的经济失控。

80年代的改革以十分阴郁的方式落寞，然而，中国经济却突飞猛进，是亚洲成长最快的国家。就全球产业经济的演变而言，中国的崛起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就历代经济变革而言，80年代的改革堪比西汉的“文景“和唐初的贞观以及民国初期相比。是中国历史上少数的民营经济得到鼓励发展的时期。到1990年，乡镇企业总数超过1500万家，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1/3。

但是自由化所可能造成的对大一统制度的威胁让最高当局感到警惕，1991年苏联解体让中国共产党感到了空前的执政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弱中央、强地方、弱政府、强民间的模式遭到质疑，经济集权主义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第十二章：改革开放（下）：集权主义的回归

90年代之后，中国的经济政策发生了微妙的转变，10余年的复苏之后，改革的目标转移到加强执政集团的领导力，增强控制力以及发展中获取更多利益上来。集权主义再度回归。

1991年底，朱镕基被邓小平从上海市委书记调任北京，主管经济，这是一位罕见务实及理论大家，其为人不苟言笑，以严厉、高效、清廉著称。在他的治理下，经济变革呈现出鲜明的集权化特征。

分税制：从增量改革到整体改革。

朱镕基上任后，即以霹雳手段整顿经济秩序，提高存款和贷款利率，全面削弱基础建设投资，重新审查地方批准的经济开发区，整顿海南，广西北海以及上海的房地产投资热。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形成了新的改革思路，在决策层看来，走上了15年的渐进式增量改革之路后，应该进入整体改革的新阶段。主要政策包括：

第一：建立新的财政税收体制。

第二：启动金融银行体系的改革。

第三：进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第四：推动国有企业改革。

第五：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分税制。这项制度使1994年中央财政收入比上一年猛增200%。同时，分税制的推行是改革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带来了重要的结果，是中央在经济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上重新获得主动权。1995年到2004年朱镕基退休，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52%，但是财政支出平均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30%。

1998年的三驾马车。

1998年3月，朱镕基当选新一届国务院总理，提出了打造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即：

第一：启动城市化建设。投资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速公路和铁路和大型水利工程等。

第二：开放外贸的进出口自主权。先后出台了政策允许民营企业自营出口，大大刺激了外贸的积极性，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四小龙经济元气大伤，中国则最先走出危机，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远销全球。

第三：刺激内需，开放房地产市场。

这三大政策分别着力于投资、出口和内需。由此构成了拉动经济复苏的“三驾马车“。

另外，朱镕基还放弃了沿用十多年的思路，对国有企业采用抓大放小的政策。让国有企业绝地复苏。

朱镕基在1994年和1998年的两次精彩表现，让他成为20世纪末最后几年里全球最引人瞩目的政治家和经济治理大师。在2001年之后，他又通过艰难的谈判，让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在他的治理下，中国创造了连续12年没有爆发通货膨胀，年均GDP增速达9%以上等一系列奇迹。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黄金时期“，在此期间，中国经济总量相继超过法国、德国和英国，跃居世界第三。

民营资本遭到排挤的现象，在2003年开始显现出来，就当民营资本被严令喊停的时候，国有资本则纷纷大踏步挺进。民营资本在2004年遭遇了惨败的一年，令人印象深刻。2005年，政府出台文件，放宽市场准入，加大财税金融支持，改进政府监督等多项措施。统称为“非公36条“。这份文件被视为民营经济的重大利好，可是，日后来看，几乎都没有得到落实。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的外贸严重下滑，自从结束了长达10年的黄金时期，国内经济也出现了衰退和萧条的迹象。中央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全面加大铁路、公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使得中国经济呈V字反弹。但民营企业再次成为旁观者。在国资委成立10年里，国有资本集团重新成为了国民经济的主力。

2013年，习近平当选新一届领导人，大的经济形势有：

第一：三驾马车成坡脚之势，经济增长放缓。

第二：货币严重超发，通货膨胀压力加大。

第三：实体经济持续低迷，地方政府债台高筑。

除了经济发展的困境外，更大的公平危机发生在社会层面，三十多年的改革总体而言是一次普惠的过程，然后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造成了财富分配的极不公平。

当今中国的四大利益集团形成了各自的利益格局，也都非常强大，拥有各自的话语权和利益判断标准。然而，共识缺乏，目标多元。公平-政府和民间，中央和地方、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公平成为一个最为重大，急需解决的社会改革命题。

结语：回到历史的基本面

展读至此，你应该可以相信，如果不研究历代经济变革，其实无法真正理解当今的中国。本书一直围绕：财政、货币、土地、产业政策展开。在这些看似枯燥却有着各自魔力的经济名词背后，涌动着的是四大利益集团的权益分派和贫富均衡。

“统一文化”是中国一切自由化变革的边界。

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保持着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历史上，从来没有另外一种政治体制能保证统一的维持。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变革势必削弱中央的集权能力，最近的两次短暂的放弃型变革实验：民国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尽管刺激了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然而都没有寻找到维持社会稳定的良方。所以，我们必须理智的承认，“统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变革的边界。

两个永恒的主题：分权与均富

在中央集权体制下，所谓分权是指两类的分权，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益分配，政府和民间的权益分配。这两种分权存在内在联系，若没有中央对地方的分权，政府对民间的分权便不可能发生。

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中国经济金融调整期，中央与地方在经济领域的矛盾呈激化之势，2012年底开始试行的“营改增”便是从区县收入中划走一块，这样导致地方支出的需求将增大，因此，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扩大地方政府的行政区和良性增收能力，是宏观经济改革的首要课题。

均富也分为两类，政府和民间的均富，以及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的均富，没有政府和民间的均富，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均富也不可能发生。

三个最特殊的战场：国有经济、土地和金融业

在很多人看来，在中国经济中最不可思议的三部分是：庞大的国有经济体系、土地国有化以及政府对民间金融的全面压制。这三项为未来经济变革的主战场。

首先，在国有经济改革方面，中国是“国有企业的故乡”，自管仲变法以来，政府就开始对重要资源实行专营，到汉武帝晚期对国营政策的质疑不绝于耳。历代政府从来没有一个有勇气消除国有经济体系。

其次在土地改革方面，自商鞅变法以来，绝大多数的朝代均推出土地私有化政策，当今的土地国有化确乎面临一场法理和政策层面的压力。

最后，在金融改革方面，政府对金融业进行国营化管制是国民党人的发明，自1935年法币改革以来，国营资本全面接管了银行业。自1993年之后，中国的民间金融活动一直遭到压制，而国有的银行无论在经济成长期还是萧条期都能够利用政策手段获得暴利，民间对之不满。

透过对三大特殊战场的变革之路探索，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难度非常大，其难点疑点几乎在经济学上找不到标准答案，然而，三十多年的改革留下来的财富也非常之大，拓进空间充满了想象力。未来十五到二十年，制造业的出口能力，城市化红利，内需消费的井喷以及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全民热潮，都为改革打开了一扇不小的时间窗口。

四股前所未见的新势力

互联网、非政府组织、企业家和自由知识分子。

第一：互联网。尽管诞生于美国，它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改造，远远大于美国，早就了阳光的创业一代，这批年轻人积累了财富，并实现了与国际的对接。

第二：非政府组织。近十年来，各种非政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崛起，这是中国进入公民社会和中产阶级时代的标志。

第三：企业家阶层。2012年底，中国有1085万家私营企业，4050万个个体户，这样的规模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他们有机会以独立、不依附的精神，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改变着中国。

第四：自由知识分子。自隋唐举行科举制度以来，中国实际上便失去了自由知识分子的土壤。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才诱发了20世纪初那场灿烂的新文化运动。近十年来，民间出现了大量在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以思想研究为己任的民间智库层出不穷。

这四股新势力，对维持中央集权的四大基本制度构成了挑战，以自上而下的控制为特征的治理模式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改造，而其博弈的过程将贯穿整个中国改革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