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以前，西方的文学观念传入中国。欧洲传统文学理论分类法将文学分为诗、散文、戏剧三大类；现代通常将文学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剧本）四大类。古代的“文学”一词，指的是文章博学，《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邢昺疏：“若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也。”[１]传统文化把文学笼括在“文章”中，如杜甫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章”就包括了诗、散文。郭英德《文章的确立与文体的分类》称之为古代的“泛文学观”（或称“杂文学观”），[２]本文接续其思路，论述古代“泛文学”的“文章”体系的形成及其呈现出的中国文学的特色。
一、“文章”与早期“文章”体系
《汉书》著录文人作品，《贾谊传》称“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枚皋传》称“凡可读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司马相如传》载其所作赋及其他篇名，《严助传》称“作赋颂数十篇”。《东方朔传》称“朔之文辞，此二篇（指《答客难》《非有先生论》）最善”，其余录篇名。《扬雄传》称扬雄“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３]可见班固时代著录作品，既著录篇名及篇数，还关注作品的体制形式，如《扬雄传》所述“经、传、史篇、箴、赋”等，就有后世所认定的文体。
《后汉书》著录“文章”作品，已多用文体标示，如《蔡邕传》：“其撰集汉事，未见录以继后史。适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湮没多不存。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艺》、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其史著与所著“文章”，是分开的。又如《文苑传》对文士作品的著录：“（杜笃）所著赋、诔、吊、书、赞、《七言》《女诫》及杂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论》十五篇。”“（王隆）能文章，所著诗、赋、铭、书凡二十六篇。”“（夏恭）善为文，著赋、颂、诗、《励学》凡二十篇。……子（夏）牙，少习家业，著赋、颂、赞、诔凡四十篇。”“（傅毅）著诗、赋、诔、颂、祝文、《七激》、连珠凡二十八篇。”“（李尤）少以文章显，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杨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４]等等。《后汉书》虽是南朝刘宋时范晔所著，但是以东汉官修史书《东观汉记》为主要依据的，记载截止到灵帝时，故其观念可视为汉末时代的观念。其中，“文章”大都是栖身在文体中的，有些作品未作文体归类，则直接标识篇名，这些就是“文章”。至晋代挚虞《文章流别论》，其总论“文章”，今可见所论述的文体有：诗、颂、铭、诔、祝、箴、碑、诔、哀辞、哀策、图谶等，都是以文体述“文章”；也有尚无文体者，如“《七发》造于枚乘，借吴、楚以为客主”，[５]“若《解嘲》之弘缓优大，《应宾》之渊懿温雅，《达旨》之壮厉忼忾，《应间》之绸缪契阔，郁郁彬彬，靡有不长焉矣”。[６]
由上述可知，“文章”的标志有二：一是独立成篇的，“文章”以“篇”而数，是其通例；二是多数是有文体的，直接题写篇名，是权宜之计。其中“篇”最为重要，文章有首有尾的就称为“篇”。唐刘知几《史通·叙事》：“夫饰言者为文，编文者为句，句积而章立，章积而篇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备矣。”[７]乃至《文选序》，直称其所录“文章”应该是“篇章、篇翰、篇什”。[８]后世或直接称诗、赋为“篇”，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王褒、刘向、扬、班、崔、蔡之徒，异轨同奔，递相师祖。虽清辞丽曲，时发乎篇……”[９]《文选序》称“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
古代构建“文章”体系最重要的标志，是《汉书·艺文志》把“诗赋”从“六艺”中剥离出来而自立“诗赋略”。“文章”独立于“经、子、史”方能建立自己的体系，而“诗赋”又是文体，文体是“文章”栖身之所，所以“文章”体系往往依据文体谱系。以“诗赋”文体为核心，这个过程是古代“文章”体系构建的第一阶段。古代“文章”体系的形态以总集为著，《隋书·经籍志四》：“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１０]这里，“文章”体系以“文集总钞”的面目出现。现存最早的总集《文选》，其序称，对“自姬、汉以来”“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的作品，“略其芜秽，集其清英”，“文章”分文体载录，这是“文章”体系总集形态最主要的录文方式。古代“文章”体系又有论述形态，只是以论述文体的方式叙说“文章”作品。现存论述文体的论著，曹丕《典论·论文》提出“文本同而末异”的四科八体；陆机《文赋》提出十体，其所举的文体数量在增多，说明文体观念逐步明确；任昉《文章缘起》讨论秦汉以来“文章”最早的文体命名，共84题（或称85题），只列出文体与“文章”篇名；刘勰《文心雕龙》的文体论有20篇，提到的文体有33种，在论述文体时又涉及数量更多的细类。这类“文章”体系，多论述文体，或论述“文章”，但不录“文章”全文。古代“文章”体系又有目录形态，如《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文章志》一类书籍，为秘书监所编撰的目录，《隋书·经籍志》著录的“文章志”甚多，但今已佚。“文章志”的作者多有在秘书监任职的经历，如南朝梁时的任昉任秘书监，“自齐永元以来，秘阁四部，篇卷纷杂，昉手自雠校，由是篇目定焉”。[１１]刘师培《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称挚虞《文章志》：“其书体例虽不可考，据《三国志·陈思王传》注所引，有‘刘修著诗赋颂六篇’各语，《后汉书·桓彬传》注所引有‘桓麟文见在者十八篇，碑九首，诔七首，说一首’各语，似虞书体例，人各为传，详载所著文若干篇，及现存文若干篇。”[１２]《隋书·经籍志》批评刘向《别录》、刘歆《七略》以后的同类著作“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那么，“文章志”一类著作中，“记书名”的目录是必不可少的。
二、“文笔之辨”与“纯文学”体系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把“诗赋”从“六艺”中剥离出来而建立“文章”体系，但还有文体未被剥离出来。刘师培《论文杂记·七》：“观班《志》之叙艺文也，仅序诗赋为五种，而未及杂文；诚以古人不立文名，偶有撰著，皆出入《六经》、诸子之中，非《六经》、诸子而外，别有古文一体也。”[１３]可见文体进入“文章”体系是有限断的。在文学史的不同时段，文体进入“文章”体系的限断是不一样的，如任昉以《文章缘起》建立“文章”体系，其曰：“六经素有歌、诗、诔、箴、铭之类，《尚书》帝庸作歌，《毛诗》三百篇，《左传》叔向诒子产书，鲁哀公《孔子诔》，孔悝《鼎铭虞人箴》，此等自秦汉以来，圣君贤士沿著为文章名之始。故因暇录之，凡八十四题，聊以新好事者之目云尔。”[１４]任昉设定了时间限断，认为“自秦汉以来”“为文章名之始”，而排除先秦。
刘勰《文心雕龙》以“论文叙笔”建立“文章”体系，其《序志》曰：“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１５]他先确定“文之枢纽”，这是“文”的整体性源头，而“若乃论文叙笔”以下才是“文章”体系。他把文体归类为两大系统——文、笔，两类下各有文体，文体下又有小文体。不论其层级如何，目的是要把所有文体都笼括到“文章”体系中，其论述也是非常详细甚至琐碎的，如《书记》篇说“书记广大，衣被事体，笔札杂名，古今多品”。[１６]《文心雕龙》“文章”体系的限断，是把经、纬、骚排除在“论文叙笔”之外的，虽然说“经”也是有文体的，如解释卦辞和爻辞的文辞就有七种文体：彖、象、文言（有把“文”作为文体的）、系辞、说卦之“说”、序卦之“序”、杂卦之“杂”等。这些只属于“经”的文体谱系，而不是“文章”。而萧统《文选》“文章”体系的限断，是要排除“经、子、史、语”，其理由之一是它们不成篇章、篇翰、篇什。
对“文章”体系限断的另一种表述是“文笔之辨”。自汉代以来，“文”与“笔”大致有三点对举。其一，范晔称自己的撰作“但多公家之言，少于事外远致，以此为恨，亦由无意于文名故也”。[１７]“公家之言”是公共化、实用性文字，为“笔”；“事外远致”即诗、赋之类，为“文”，是指私人化、情感性、意趣性文字。《周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１８]是说“书契”的产生，为公共事务而作。《淮南子·道应训》：“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１９]是说“文学”起源于劳动中的情感抒发。为公共事务而作与为情感而作，本自有分界。其二，刘勰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２０]以有韵无韵为“文、笔”边界。隋人《文笔式》称“制作之道，唯笔与文”，“文”有诗、赋、铭、颂、箴、赞、吊、诔等，“笔”有诏、策、移、檄、章、奏、书、启等，“即而言之，韵者为文，非韵者为笔”。[２１]“文笔之辨”本来有以文体为依据，建立两大“文章”体系的趋向。其三，萧绎《金楼子·立言》说：“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如文者，唯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适会，情灵摇荡。”[２２]以情感、文采为“文、笔”边界。逯钦立说，这是“放弃以体裁分文笔的旧说，而开始以制作的技巧，重为文笔定标准”。[２３]
但是，“笔”并不是说自己就不讲究情灵、文采。“笔”的地位本来就很高，王充《论衡·别通》所谓“以文书御天下”，“萧何入秦，收拾文书，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２４]曹丕《典论·论文》称“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２５]以“笔”之“奏议、书论”居前，以“文”之“铭诔、诗赋”居后。虽然晋宋士族崇“文”轻“笔”，但到齐梁时尤其是梁武帝提倡“笔”体，他要求高级官员亲自“奏事”，又要求世家子弟也要熟悉文书簿领之类“笔”体，贵游子弟多有“以笔札被知”入官府的，如宗夬，“既以笔札被知，亦以贞正见许，故任焉”。[２６]故刘勰说“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２７]另一面，自汉代起，“笔”就力求“文章尔雅，训辞深厚”，[２８]讲究文采。“笔”的撰作方法也有优长，如颜延之提出“笔之为体，言之文也”，即讲求文饰，王运熙、杨明评价说：“颜延之认为‘笔’并非径情直遂地记录口语，而是对口语文饰加工的成果。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的。”[２９]又如用典，本是“笔”的特有传统，即“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３０]被“诗”所运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再如当时的新事物骈文，《文心雕龙·章句》称其语言格式：“若夫章（笔）句无常，而字有条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３１]“四六”即专为“笔”体文字所设计，这就是骈文。“笔”在发展中也形成了自己的写作规范、审美趣味。
本来，“文”讲究情感、文采，讲究制作技巧，“文笔之辨”的继续，便是“纯文学”体系的建立。但是，文学史的趋势是，“文、笔”虽然有文体的不同，艺术审美方面却渐渐融合、合一，当“笔”也讲究制作技巧，再以文体为依据强调“文笔之辨”便似无必要。于是，隋唐以后“文笔之辨”销声匿迹，这是不是可以视作，中国古代失去了建立一个“纯文学”体系的机会？
三、“文章”体系的三个维度与“泛文学”性质
当建立“纯文学”体系的机会失去，“文、笔”合一的“文章”体系便渐已得到公认。这是一个以“诗赋”为领头文体和象征的“文章”体系。《汉书·艺文志》为“诗赋”单独立类，之后目录著作大都是以“诗赋”为名笼括各体“文章”以成体系。阮孝绪《七录序》说：“且《七略》‘诗赋’不从‘六艺’诗部，盖由其书既多，所以别为一略。”[３２]当然这也是“诗赋”独立的理由，数量庞大了自然要独立。但更重要的是，以“诗赋”为“类”延续了下来，进而成为各文体“文章”的集合。如荀勖《中经新簿》，其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这是说各体文章都要归入以“诗赋”为首的体系。王俭《七志》，“三曰《文翰志》，纪诗赋”，[３３]以“文翰”为名，所纪是“诗赋”各体文章的集合。甚至到了唐代，“秘书郎掌四部之图籍，分库以藏之，以甲乙丙丁为之部目”，丁部之“二曰别集，以纪词赋杂论；三曰总集，以纪类分文章”，[３４]这是说别集也是以“纪词赋”为主的，进而才能称为“文章”。
以“诗赋”为名笼括各种文体，其内在逻辑在于“诗赋”以自己的特点影响着其他文体，以“诗赋”为名可显示出“文章”体系的特性。如《文心雕龙》，其指导写作往往重在以“赋”为例。其《通变》论“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之“夸张声貌”，举例除《七发》外，全为赋。《章句》论“改韵从调”“节文辞气”，所论以赋的用韵为主，所谓贾谊、枚乘、刘歆、桓谭、魏武、陆云，都是指其赋作或其论赋的言语，其中涉及赋的句式。《丽辞》论对偶，所论司马相如、扬雄、张衡、蔡邕都是赋家；论文章中对偶句四例，一例为诗，三例为赋。《比兴》所举之例，也都是赋。《事类》论征引与用典，除扬雄《百官箴》外，都是赋。当时文人也唯赋独尊，如北朝魏收自诩“独步一时”，文才最高，“以温子升全不作赋，邢（卲）虽有一两首，又非所长，常云：‘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志自许，此外更同儿戏’”。[３５]赋为诗之“六义”之一，为“古诗之流”，其讲究文采最甚，所谓“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极声貌以穷文”。[３６]赋对两汉文体影响最大，程千帆说：“两京之文，若符命、论说、哀吊以及箴、铭、颂、赞之作，凡挟铺张扬厉之气者，莫不与赋相通。”[３７]又，古来称“诗言志”，后又称“诗缘情”，诗是“言志抒情”的代表性文体，其他文体也应该“言志抒情”，这是可以理解的。
《隋书·经籍志四》对“文”有一个总括性的论述。其云：“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能赋，山川能祭，师旅能誓，丧纪能诔，作器能铭，则可以为大夫。言其因物骋辞，情灵无拥者也。”称赞有文才者“可以为大夫”，以及其“情灵”的抒发。以下又称西京文士的“盛藻”、东都文士的“艳发”，称晋代的“黼藻相辉，宫商间起，清辞润乎金石，精义薄乎云天”，称南朝的“灵运高致之奇，延年错综之美，谢玄晖之藻丽，沈休文之富溢，辉焕斌蔚，辞义可观”等，[３８]这是说优秀的作品都是“黼藻相辉”有文采的。情灵、文采应该是“文章”的统一追求。孔子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３９]《文选序》曰：“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这是古人的共识。《文心雕龙·宗经》讲“宗经”，“宗”的是“五经之含文”，其曰：“若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即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扬子比雕玉以作器，谓五经之含文也。”[４０]“体有六义”是对所有“文章”的要求，都是所谓“含文”，即要有“文采”的，故“文章”有时就特指诗歌、辞赋等文学著作，如前述《后汉书》称王隆“能文章”而有诗、赋等作品，称李尤“少以文章显”而“受诏作赋”。
“文章”栖身于文体，讲究情灵、文采，以此三者为维度的古代“文章”体系已基本构建，但这是一个“泛文学”体系。说它是“文学”，因为它是以“诗赋”为名义和领头文体的，整体上崇尚文学性，崇尚情灵抒发、直指人心；即便是实用性文体、文章，也要求向“诗赋”学习，写得优秀一些，有文采一些，更有情灵一些，当然撰作者应该有文才。说它是“泛”，因为它不仅以“诗赋”这样的文学文体为名义和领头文体，而且还容纳其他文体的文章，只要有文采，就可以进入这个体系。古代“文章”体系是“诗赋”文学文体的泛化，因此可说是“泛文学”的。这一点，是古人所认同的，也是刻意为之的。这是古代“文章”体系的第二阶段，只是面向传统集部，而不包括其他文字撰作如“经、子、史”。
四、“文章”体系的扩张
“文章”体系并不甘心不包含“经、子、史”的格局，这从萧统《文选》既标明不录经、子、史、语，但其录文有意无意地突破限断可以看出。《文选》录了史部文章：“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深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也录有子部文字，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贾谊《过秦》，盖《贾子》之篇目也。因陆机《辨亡》之论，规仿《过秦》，遂援左思‘著论准《过秦》’之说，而标体为论矣。魏文《典论》，盖犹桓子《新论》、王充《论衡》之以论名书耳，《论文》其篇目也。今与《六代》《辨亡》诸篇，同次于论；然则昭明《自序》，所谓‘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其例不收诸子篇次者；岂以有取斯文，即可裁篇题论，而改子为集乎？”[４１]而且，《文选》所录《毛诗序》《尚书序》虽然是有文体标记（“序”）的，却是解经、叙经的文字，也可以属于“经”类。可见《文选》是很想扩大范围录文的，只是局限于“经、子、史”不成“文章”而已。
在现实中，风气也在改变。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载：“吾初入邺，与博陵崔文彦交游，尝说《王粲集》中难郑玄《尚书》事。崔转为诸儒道之……云：‘文集只有诗、赋、铭、诔，岂当论经书事乎？且先儒之中，未闻有王粲也。’”[４２]《王粲集》作为别集，也有“论经书事”。突破“经、子、史”进入“文章”体系的限断，就是要让经、子、史中讲究情灵、文采的文字成为篇章、篇翰、篇什式的“文体”。但是，这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而要经过一番改造。宋时，“经、子、史”大规模进入总集，是有一套办法的。真德秀《文章正宗》以功能把文体归类为辞令、议论、叙事、诗歌四大类，这是新改造的四大文体。《文章正宗·纲目》曰：“辞命”者，“独取《春秋》内外传所载周天子谕告诸侯之辞、列国往来应对之辞，下至两汉诏册而止”；“议论”者，“独取《春秋》内外传所载谏争论说之辞、先汉以后诸臣所上书疏封事之属，以为议论之首”；“叙事”者，“独取《左氏》《史》《汉》叙事之尤可喜者，与后世记、序、传、志之典则简严者”。[４３]“经、子、史”只要具有“辞命、议论、叙事”功能的文字，抽绎出来组成“文章”，它们就以文体的身份进入总集。曾为真德秀宾客的汤汉编选《妙绝古今》，从《孙子》《列子》《庄子》《荀子》《淮南子》选摘文章，并不依诸子之书中原有的篇章，而以“妙绝”为标准选摘一个个片段，成为新的“文章”。又有“经”类进入总集，明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其记体收录《周礼·考工记》的文字，就是以文体“记”的名义令其进入“文章”体系的。
追溯这种“文章”再造，其方法就是“断章”“剪截”。《汉书》称，对董仲舒著述，“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４４]抽绎出若干为“篇”的，就是如此。先秦有“断章取义”，两汉盛行章句之学，离章析句以阐释经义，那么，“篇”或“章”是可以独立“取义”的，这自然就应该先有结构上的“断章”。经、子的入“文章”体系，往往以篇、章为名，如《孟子》的《齐桓晋文之事章》、《庄子》的《逍遥游篇》等。《文选序》提出“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不可“剪截”，但“剪截”可使“叙事”成为独立文体，吕祖谦《左氏博议》“随事立义”，为“剪截”《左传》“纪事本末”的片段提供了经验。如《文章正宗》“叙事”首列《叙隐桓嫡庶本末》即是某一“纪事本末”的片段，其篇名则是编纂者所定。又如《文章正宗》所录《史记》的《屈原列传》，删略了《史记》所录屈原的《怀沙之赋》以及篇末的“太史公曰”等，使史书的“传”更像文章的“传”。尤为显著者，是真德秀破《左传》以“年”为单位的记事而以“叙事”为单位，如篇题为“叙某某本末”的第一篇《叙隐桓嫡庶本末》，或“叙某某”如《叙晋文始霸》，或以一年之中多种事件为一，或以跨两年度的事件合一。又如破《史记》以“人”为单位的“记事”，“剪截”为以“事”为单位者，如篇题为“叙某某”的《叙项羽救钜鹿》《叙刘项会鸿门》等。吴讷称：“古人文辞，多有辞意重复或方言难晓。晦翁《纲目》及迂斋、叠山古文，若贾生《政事书》之类，皆节取要语。今亦从之。”[４５]由此可知，“剪截”以再造文章，应该是有意识的。
“经、子、史”进入“文章”体系，更完备地适应了学习好“文章”、撰作好“文章”的需要。如唐代韩愈“性本好文学”，为了“奋发乎文章”而“穷究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上兵部侍郎李巽书》），所以，他要学习的“文章”，“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进学解》），[４６]称经、子、史的文字是现今文章撰作的榜样。优秀的文字表达，作品不仅仅在集部，而且也多在经、子、史，为了给撰作提供“文章”范本，就需要把这些优秀的文字表达改造成为“文章”。从文学史看，宋时学习《左传》等古文是为了应课试，姚铉《唐文粹序》称编纂“古文”入总集，“盖资新进后生干名求试者之急用”，[４７]吕祖谦自称“谈余语隙，波及课试之文”，作《左氏博议》是“为诸生课试之作”，[４８]真德秀《文章正宗》称取《左氏》《史》《汉》叙事之有可喜者入集，是“以为作文之式”。[４９]经、子、史的文字经过再造，成为有首有尾的单篇“文章”，方便其作为“作文之式”。
进入“文章”体系的规定性，一是有文体的，二是写得优秀、有情灵、有文采的，这样，有情灵、有文采的文字，只要有条件改造为文体，就能进入“文章”体系。至此，文学史完成了以“文体”的方式吸纳“经、子、史”进入“文章”体系的历程，此为古代“文章”体系的第三阶段，正式宣告“文章”体系具有包容性、开放性的特点，随时准备迎接新文体的加入。在这样的宗旨下，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新的作品，以文体的形式进入“文章”体系，是自然而然的。
五、中国文学的“泛文学”特色
进入现代，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继承古代“文章”体系的遗产，以其为基础建立起来，并以其包容性、开放性，吸纳着更大量的文体进入自身、壮大自身。古代“泛文学”的“文章”体系体现出“文学”的中国特色，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其一，“泛文学”的“文章”体系表明“文学”具有双重价值。本来，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审美形象，后者的主要功能是实用价值。古代“泛文学”的“文章”体系，期望“文学”既应该如诗赋一般是美文，是审美对象，但又要具有实用性的品格，应该满足实用的需要。举一个极端的例子——科举文，它既要达到政治标准，以实现撰文考中的目的，又要写得文采飞扬，以打动考官的心。这个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审美性有实用的指向，实用性也需审美的支撑，二者结合，融汇一体。其二，“泛文学”的“文章”体系体现出中国古代文学包容、开放的内在精神。在“文笔之辨”时代，“文笔”是各有边界的，“文”不容纳“笔”，“笔”不容纳“文”，这是自然的。但排斥、不相容，这不是中华民族的境界和胸怀。古人认为，“文学”应具有开放性，鼓励一切文字作品都有文学性，欢迎一切有文学性的作品进入“文学”中来，其标准就在于“情灵、文采”；更期望天下文字作品都是“文学”，以真正实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三，“泛文学”的“文章”体系突出撰作者的文才，《文选序》历数各种文体“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后说：“作者之致，盖云备矣！”“文学”是落实到作者“文才”上的，“文才”成为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由此体现出中华民族对文才、文采以及对美的崇尚，中华民族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升整体文化水平的。
注释：
[１]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498页。
[２]郭英德：《文章的确立与文体的分类》，《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4页。
[３] [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265、2367、2790、2873、3583页。
[４] [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007、2609、2609、2610、2613、2616页。
[５]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020页。
[６] [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第382页。
[７] [唐]刘知几：《史通》，《史通·文史通义》，长沙：岳麓书社，1993年，第62页。
[８] [梁]萧统：《文选序》，[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页。下同。
[９] [梁]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78页。
[１０] [唐]魏征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089-1090页。
[１１] [唐]姚思廉：《梁书·任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254页。
[１２] 陈引驰编校：《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06页。
[１３] 陈引驰编校：《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第230页。
[１４] 郁沅、张明高编选：《魏晋南北朝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311-312页。
[１５] [南朝梁]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924页。
[１６] [南朝梁]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第942页。
[１７] [梁]沈约：《宋书·范晔传》，第1830页。
[１８] [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第87页。
[１９] 何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831页。
[２０] [南朝梁]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第1622页。
[２１] [日]弘法大师撰，王利器校注：《文镜秘府论校注》西卷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474页。
[２２] [梁]萧绎撰，许逸民校笺：《金楼子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966页。
[２３] 逯钦立：《说文笔》，《逯钦立文存》，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555页。
[２４] [汉]王充：《论衡·定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06页。
[２５]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720页。
[２６] [唐]姚思廉：《梁书·宗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299页。
[２７] [南朝梁]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第1895页。
[２８] [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119页。
[２９]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01页。
[３０] [梁]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74页。
[３１] [南朝梁]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第1262页。
[３２] [唐]道宣：《广弘明集》，《弘明集·广弘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12页。
[３３] [唐]魏征等：《隋书》，第906页。
[３４] [唐]张九龄等撰，袁文兴、潘寅生主编：《唐六典全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10-311页。
[３５] [唐]李百药：《北齐书·魏收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92页。
[３６] [南朝梁]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第270、277页。
[３７] 程千帆：《赋之隆盛与旁衍》，《闲堂文薮》，济南：齐鲁书社，1984年，第129-149页。
[３８] [唐]魏征等：《隋书》，第1090页。
[３９] [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985页。
[４０] [南朝梁]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第82-84页。
[４１]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史通·文史通义》，第25页。
[４２] [北齐]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76页。
[４３] [宋]真德秀：《文章正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6页。
[４４] [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第2526页。
[４５] [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0页。
[４６] [唐]韩愈：《韩愈集》，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第199、159页。
[４７] [宋]姚铉：《唐文粹》，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3页。
[４８] [宋]吕祖谦：《东莱先生左氏博议》，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４９] [宋]真德秀：《文章正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5册，第6页。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