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礼书第一》中，写道：“至秦有天下，悉纳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即说秦王朝一统天下之时，把其他六国各自形成的礼仪制度全部拿过来，选择其中完善的部分；这虽未完全合乎圣人所倡导的礼制，但其中尊崇国君、抑制臣属的传承没有变，朝廷人才济济井然有序，按照上古以来的传统礼仪正常运行。到了汉高祖建立汉王朝，圣明之光统有四海；那个对礼仪制度多有研究的叔孙通，对秦王朝遗留下来的礼仪制度有所增减，但大体上都是沿袭秦王朝的礼仪制度。司马迁此言反映了秦王朝对中原礼仪制度的认可与筛选接受，可见秦王朝是一个善于学习的王朝，而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执着于蛮夷之制的僻陋之王朝。司马迁肯定了秦王朝在礼制传承上的重要作用；即使汉高祖刘邦也不能废除这种传承，汉朝的宫室、官名设计，基本上照搬了人家秦王朝。这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秦王朝虽实施过暴政，但仍不可对其全盘否定，因为他们是华夏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不仅仅是承前启后，而且是开创了历史的新篇章。
司马迁的目光始终盯在国家的安危之上，他把礼仪与治乱联系起来考察，认为“七国之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礼仪制度败坏的结果。这里的七国主要指吴、楚、赵、菑川、济南、胶西、齐等诸侯国；而齐孝王因为处于狐疑之中，又主动向皇帝报告开脱自己，所以他的罪过相对较轻。司马迁对比了孝文帝与孝景帝对礼仪制度的态度，写道：“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躬化谓何耳。”即说孝文帝刘恒尊崇道家之学，以为礼仪繁多只能伪饰外表，无益于治理国家之道；我们坚持以身作则、以德化民又有什么可以嫌弃的呢？司马迁又写道：“孝景时，御史大夫晁错明于世务刑名。数干谏孝景曰：‘诸侯藩辅，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国专治异政，不禀京师，恐不可传后。’孝景用其计，而六国畔逆，以错首名，天子诛错以解难。”即说孝景帝刘启之时，御史大夫晁错精于世事和刑罚与罪名之学，他数次劝谏孝景帝，说诸侯王是朝廷的藩篱和辅佐，与大臣同属一体，这是古来的规制。现在各比较大的诸侯国专门实施与朝廷相反的政令，做事从不禀告朝廷，如此诸侯国恐怕不可传与其后人。孝景帝刘启采纳其谏议，果断实行削藩的政策，却引起六国叛乱，首先提出了“清君侧、诛晁错”的借口；万不得已之时，孝景帝为了保得皇位，毫不心痛地杀掉了他十分信任的晁错，期图解除叛乱。结果叛乱并未因此而解除。
司马迁没有直接批评孝文帝刘恒之时礼仪制度之宽松，却把孝景帝刘启之时“七国之乱”拿出来进行比较，借以说明礼仪制度败坏正是“七国之乱”的重要缘由。因为那时如吴王刘濞等比较大的诸侯国王，确实发展到了目中无人、无朝廷的地步，竟然拒绝到朝廷来拜见皇帝，这等于是与朝廷分庭抗礼了。晁错作为御史大夫，劝谏孝景帝削藩的原因，恰是各大诸侯王败坏礼制，威胁朝廷统治。他虽出于一片忠心，但过于愚鲁与莽撞，在客观上却做了一件在刘氏宗族内部制造分裂的事，这似乎超出了臣子的职份；所以他的被诛自有其原因。礼仪制度绝非小事，看似繁杂甚至无足轻重，实则关乎治乱；尤其在统治阶级内部的高层，不守礼仪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心存野心、欲图不轨。孝景帝刘启杀晁错，由此留下一个后遗症，从此以后“官者养交安禄，莫敢复议”。即做官者都只顾培养感情交情、养尊处优、享受奉禄，却不肯也不敢像晁错那样去考虑国家大事了。因为他们看到如晁错那样忠心可鉴、恪尽职守、被皇帝重用信任的人，最终也只落得个被皇帝杀掉、成为皇室皇权争斗的牺牲品的结局。其实在封建统治者脚下，哪个臣子不是人家说杀就杀的私有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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