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毛泽东48岁。
3月26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增强党性问题。毛泽东发言说：
党性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要使中级以上的干部实行检查，干部巩固了党便巩固了。实行自我批评，是一个很难办到的事情，鲁迅也说解剖自己是困难的。自遵义会议后党内思想斗争少了，干部政策向失之宽的方面去了。对干部的错误要正面批评，不要姑息。
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团结全党，但同时必须进行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
我党干部要做到虽受到打击也要服从组织，就是在一个时期为上级所不了解，并且孤立，都要能够忍耐下去。要能上能下。
项英、袁国平的错误，中央也要负责，因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有些错误的。当时对形势估计不足，没有迅速地布置工作；其次对国共关系忽视了斗争性，因此边区也失掉些地方，直到张国焘逃跑后才解决，对全国的影响也很大。
会议决定由王稼祥起草关于党性问题的决定。
为什么此时提出党性问题？
党性问题与皖南事变直接相关。此时，皖南事变已经得到基本的解决，蒋介石在3月6日的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第六次会议上，声称“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对于共产党来说，经受如此惨重的损失，则是需要总结经验教训。而总结经验教训，首先就是深入剖析、总结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项英所犯的错误。
项英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1922年入党，中共三大之后长期担任党内重要领导职务。主力红军长征之后，他肩负中共中央江西分局书记、中央苏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重任，在赣粤边坚持游击战争，顶住国民党军队层层“围剿”，苦心经营南方游击区，打磨锻炼出一批革命骨干，写下了苦心孤诣、艰苦奋斗的革命篇章。抗战爆发后，他与叶挺、陈毅等共同组建了新四军。项英功勋卓著，中共中央高度认可。
但抗战之后，项英在执行中央决定中的种种问题，也实在令中央头痛，简单地说是四件事：
一是没有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战略。1940年5月4日，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为中央起草对东南局的指示，明确要求东南局要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中央前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十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过去已经失去了时机，若再失去今年的时机，将来就会更困难了”。
二是没能坚决执行中央关于皖南部队北移的指示。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发出“皓电”，要求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指定区域。中央反复思考，决心“明确区分江南、江北部队，江南确定主力北移，以示让步，江北确定暂时请免调”，并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复电。此后，中央多次致电项英，要求他注意新四军的安全，将皖南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特别要求在12月底全部转移。项英仍然犹豫。中央在12月26日严厉批评道：“全国没有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项英才彻底断绝了犹豫，启动北移。而此时，国民党已然集结完毕，张网以待。
三是没有正确面对中央的批评，特别是中央发出1940年5月4日指示后，项英不但没有切实反省，反而在12日复电辞职，要求中央“请速派人或指定人负责，以应付大局”，辞职的理由说到底就是“显然是我之领导已有路线错误和不执行中央方针”，“我当然不能继续领导，而且无法领导”。项英如此反应颇有几分不能接受批评、不能忍受委屈之意。
四是没有处理好与叶挺的关系，周恩来为此不得不亲自出面协调。
以上种种，再加上项英在皖南事变国民党围攻之中居然一度离队。实在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皖南失败，项英有责。
正是基于这个结论，中共中央在1941年1月以文件形式严肃指出了项英的错误。
唯一的一个以增强党性为主题、以党性命名的中央文件
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决定要求“党更进一步地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党，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
决定指出：“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决定还指出存在于党内的各种违反党性的错误倾向，如个人主义、无组织的状态、分散主义等，并提出六条办法：
一是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
二是更严格地检查一切决议决定之执行，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性的现象；
三是即时发现，即时纠正，不纵容错误继续发展；
四是要在全党加强纪律的教育；
五是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
六是决定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
《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以增强党性为主题、直接以党性命名的中央文件。
为了宣传解释这个《决定》，任弼时于1941年下半年撰写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并于1942年7月14日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增强党性》的报告。其他中共领导人也多次就党性问题作出重要论述，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等著作，都从理论的高度把握党性问题。
毛泽东1942年4月20日在中央学习组作报告时高度评价这个文件，他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全面的、全党范围的、经过中央领导的对整个干部进行的内部教育，过去还很少。从去年7月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开始，我们才全体地从上而下地一致地注意了这个问题，这个意义非常之大。
经典作家关于党性的论述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党性最初涉及的是哲学、理论层面的问题，表现为“哲学的党性”、“理论的党性”等形式。
恩格斯在1845年批判德国思想家用“抽象的人性”和“普遍的爱”来宣扬“绝对的社会主义”时最早使用了“党性”一词：
“稍微谈谈现在大家都乐于挂在嘴上的‘人性’，稍微谈谈这种人性或者宁可说是兽性的‘实现’……稍微谈一下财产，稍微为无产阶级悲叹几声，稍微谈一下劳动组织；多少组织几个改善下层阶级人民状况的可怜团体，而实际上对于政治经济学和现实的社会状况却茫然无知，这种‘社会主义’整个就归结为这几点。”
在他看来，这种社会主义理论“真是可怜得怕人”，“由于自己在理论领域中没有党性，由于自己的‘思想绝对平静’而丧失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点精神和力量。可是人们却想用这些空话使德国革命，去推动无产阶级并促使群众去思考和行动。”
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中的党性问题作过较多的论述。
列宁指出：“严格的党性是阶级斗争高度发展的伴随现象和产物。反过来说，为了进行公开而广泛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因此，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完全应该随时同非党性作斗争，坚持不懈地为建立一个原则坚定的、紧密团结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而努力。”(《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72页)
列宁还说：“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在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页)
“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对立的结果和政治表现。”(《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3页)
列宁所说的党性，主要是指政党的阶级性，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要代表本阶级的利益，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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