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电影《无问西东》的人都知道，电影里面有一个场景，就是一群蓬头垢面的孩子在一个牧师的带领下，大声唱着一些西方的歌曲。这个场景在中国历史上真实存在，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在贵州石门坎。
据百度百科记载：石门坎，位于贵州接近川滇最边缘的西北角，是中国最穷的地方之一。然而在1905年，随着英国传教士柏格理的到来，这里迅速成为“西南苗族文化的最高区”，中国现代教育水平最高的地方，在上个世纪的前半期，石门坎却是苗族文字的发源地，是云贵川交界地区的教育中心、农耕技术推广中心、苗族文化的传播中心、战时灾民自救中心、麻风病等地方病的救助中心，还是足球之乡……。石门坎之所以闻名，是因为一个叫柏格理的英国传教士及其继任者们开创了石门坎的繁盛时代。
据贵州省毕节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中的毕节名人介绍：
柏格理（1864—1915）原名柏撒母耳，英籍传教士。1887年冬到云南昭通布道传教。1905年柏格理到威宁石门坎建筑教堂和学校，1910年建成光华小学。1906年，柏格理同汉、苗教徒共研苗族语言，以拉丁字母为基础，为苗族创造文字“老苗文”、“坡拉字母”，至今仍为当地通用文字。1913年后，柏格理选送石门坎小学苗族毕业生赴成都协和中学及华西大学深造。这些学生毕业后，有的回石门坎任教。1915年，石门坎伤寒病流行，学生患伤寒病者众，柏格理夫妇为患者精心治理。因护理学生，柏格理染上伤寒病，于1915年9月16日病逝于石门坎，终年51岁。
一个英国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了中国贫困地区的进步殚精竭虑，创造苗族文字、办学校、使处于崇山峻岭中的石门坎一改过去文化荒漠的景象，成为领导黔、滇、川交界处一个庞大教育体系的总部，学校从一所发展到百余所，为乌蒙山区培养了一大批以苗族为主体的优秀人才。以长跑、足球为主的体育项目不断在省内外的各种赛事中扬名夺冠。而且，还兴办了如麻风病院、孤儿院等公益事业，开办储蓄社，筹建生产合作社等。石门坎真正实现了“光华校旗树黔疆，齐声高唱大风泱泱”的办学宗旨。石门坎也获得了“苗族文化复兴圣地”、“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的美誉。
柏格理把他的生命和毕生的热忱送给了中国。他在乌蒙山服侍穷困的人民，不仅仅拯救了那里的民生，培育了人才，也播撒了爱和奉献的伟大观念。他们培养的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在毕业后，全部自愿回到石门坎，建设苗寨，扶助自己仍然贫困的家乡。
石门坎的第一个苗族医学博士是吴性纯，他拿到博士学位后，坚决放弃城市生活回到石门坎，创办平民医院，开展中医治疗和西医手术，办护理学校培训护士，普及农村卫生教育。
去成都华西大学读书的朱焕章，因为品学兼优，是那一届毕业典礼的发言人。朱焕章才华横溢的演讲，引起了坐在下面的蒋介石的注意，蒋介石两次单独召见他，希望他出任民国政府教育部、民族教育司司长，都遭到朱焕章的婉拒。他依然回到石门坎，在石门坎开办了第一所中学，并自任校长。在这所学校里，他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苗族青年，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建设苗族地区的栋梁。
感动之余，不免有不少疑惑：
为什么伯格理和他为数不多的传教士，能够在极度蒙昧、落后的地区，以基督教为基础，带动整个地区的迅速进步？这样的文化奇迹，为什么没能在中国大面积推广？
由此想到现在的扶贫，不能仅仅靠捐钱捐物，因为这样会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一批好逸恶劳的“贫困人群”，他们的贫困，不仅仅是在物质上，更可怕的是，他们的心灵贫瘠无比，坐等救济。这样的人，不论怎样帮扶都是没有用的。就好像很多年前传的一个笑话：某县花费几百万元四处公关，终于保住了国家贫困县的称号，据此，又可以获得大笔的拨款。
扶贫不能一刀切，首先应该分析产生贫困的原因：交通不便、物产不丰、生产力落后等等都是表象，内在的原因很可能就是观念落后，还有懒惰、好逸恶劳。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扶贫应该是文化先行，给贫困人群搭建价值观，构筑希望，帮他们形成自力更生、追求美好生活的原动力，有了文化支撑，其他的都会迎刃而解。当然，扶贫队员也要提高觉悟，学一点伯格理的奉献精神。很多事情，不同的人去做就会有不同的效果，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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