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生面前，患者是虚弱的，敏感的，甚而不能自理的。长期以来，医生习惯承担照料者的角色，代位患者为其做出决定。二十世纪中叶，医疗父权经历若干医学自律失败的案例后，日渐式微。一方面，理想模式要求医患作为平等主体对话；另一方面，医方专业优势意味着不可能平等。设计规则时，须以倾向患方的法定权利弥补知识的缺失。此种倾向，在德国叫做医生的解释说明义务，在中国叫做患者的知情权。
二者当然是有区别的。不过这里不是论文的战场，应该说些更有意思的事。
尽阅法学家笔下的解释说明义务，也是从规范到规范的完整推演；偶见外科医生Bauer笔触，仍会折服于事实的复杂多变。尽管经过抽丝剥茧，再复杂的事实也能在规范下找到空间。其中唏嘘，待呈到法官面前，早已丢弃不见。
法学家说，如果患者对自己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已有充分的认识，医生的解释说明义务可以得到豁免。他们许是认为如果肿瘤科医生自己变成癌症患者，医患之间终可平等，便不再需要解释义务这样的武装。事实上，哪里有医患间的强弱对抗，医生也不过是命运选中的代言人，怎逃得过命运之魔网。
他们或者的确不用解释。面对癌症凶险，只当是死神召唤，不愿为渺茫的生机徒费精力。一战结束没多久，外科医生 J 来到哥廷根外科医院就诊，自我诊断怀疑是直肠癌。他在战争中是随队军医，素以脾气火爆著称，直言如果确诊癌症且不可手术，便会自我了断。结果出来，无法手术的直肠癌伴严重梗阻。为避免出现肠梗阻的危险，应行肠造口术。但通知 J 时，只说是肠放线菌感染导致的肿块。J 情绪大变，并将余生精力都投入到与国家争取补偿的斗争中去，因为“除了在战争中睡草垛，我还能从哪里感染放线菌呢”——直至殁于直肠癌。
或者看似随遇而安，实则宁愿自我欺骗。K 66岁，某工业城市外科主任医师，因便血接受直肠镜检查，确诊直肠癌肝转移。但主治医生并未告知肝脏病变的事实，只是对 K 说，手术中使用的新型麻醉剂可能会导致肝损伤。手术后症状不再复发，虽然肝呈肿大状，K 也只当是麻醉剂的副作用，坦然接受。直至死亡，他也不知道大面积肝转移的事实。作为一名有经验的肿瘤科医师，从未经手自己的手术制剂和组织活检结果，虽是对同事的完全信任，也不免有鸵鸟之嫌，宁愿相信肿瘤已经完全从体内去除的事实。
看到这里，Bauer应该是想说，往往知道越多，痛苦越大。虽然有句老话叫“解释不可能比病痛更可怕”，但解释也可能让病症更可怕。对医者来说，解释义务是可能让其身陷囹圄的负担；对患者来说——哪怕患者是最有经验的医师——在病症面前还是会还原为需要照料的未健全人，所以保护比真相来得更重要。
参考文献：
Bauer, K. H. , Aufklärung und Sterbehilfe bei Krebs in medizinischer Sicht, FS Bockelmann, S.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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