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文华是一个普通警察。
他没想到自己一个想法会弄出这么大动静。
昭陵管理办事处监视员，按东北话说是个“俏活儿”。
苗文华的想法，让这座皇陵巨变⋯⋯
民国的风，一阵阵充满新鲜的味道。
公园，电车，电灯，电话⋯⋯让人目不暇接。
苗文华这个昭陵监视员，身兼沈阳北陵公园管理员。
昭陵是清太宗皇太极与孝端文皇后的陵墓，为“关外三陵”规模最大的帝陵。
隆业山昭陵地处沈阳城北，俗称北陵。
一座帝王陵寝，怎么归警察来管理呢？
昭陵从1643年开建到1783年，都是由礼部直接管辖。
从1783年到1920年，“关外三陵”由三陵总理事务衙门管辖。1920年至1925年，由奉天副都统管理。
1925年至1930年是奉天省长公署管辖时期，在这一时期昭陵转型为公园。
北陵公园开放初期，属市政公所和辽宁省警务处双方共同拥有。
奉天市政公所成立于1923年，虽说已独立称市，可警察、税务等职能依然在省里。
苗文华就是省警务处下设北陵的第一位监视员。
这是属于省市双重管理的职位。
当年的大清皇陵，虽然处处颓败，但仍然充满着神秘。
清未民初，北陵尽管不是公园，却被誉为奉天“第一公园”。
奉天有能力的学校组织学生去北陵郊游，“上星期六第五小学赴北陵旅行，本星期一四中学及第二模范小学亦均赴北陵”。
中小学生游公园，能上奉天报纸，看来，真不谁都能去的。
除了学生外，来奉的政界要人、活佛班禅、军警文士也都要去北陵参观。
在《盛京时报》中多有此类消息：
“日昨关果忱交涉员王珉源厅长及袁洁珊秘书长、孙鼎臣秘书等邀请三六桥部参谋与其它政界各要人，偕往北陵⋯⋯”
也许是顺治年间盛京城太小了，以至于昭陵如此贴近城市。
民初的奉天市人口已攀至20万，郊游踏青实在太方便了。
更何况北陵古树参天，湖光金瓦，“说者均谓为：奉天之第一公园。”
话虽如此，若想游览须向省公署申请，持参观证方许入陵。
作为管理者，让谁进苗文华是有权的。
然而，苗文华关注点并不在此。
毕业于奉天法政专门学校的苗文华，是铁岭人。
别小瞧这所诞生于清末新政中的专科学校。
她是标准的新派学校，师资均有留洋背景。
奉系官员从省长厅长至课长，许多人出于此。
刚毕业几年的苗文华，精力充沛且雄心勃勃。
民国建公园是风靡全国的潮流，也是各地市政标志性项目。
其背后有国人对殖民者在华建公园留下的痛苦记忆。
奉天日本人的公园，“华人至其地者多受日人侮弄，故有识者多不践足其间”。
在当时知识分子眼中，公园是塑造文明、开启民智的象征性设施。
苗文华在细致研究中，完成皇陵变身公园的方案。
1926年9月3日，苗文华拟具了《筹备昭陵公园意见书》。
他提出：“仿日本上野公园，将北陵稍加点缀，改造成天然公园。”
上野公园曾是日本德川幕府的家庙和私邸。
作为皇室花园，1876年正式开园后便成为日本的第一座公园。
园内有宽永寺、东照宫、观音堂多处古迹，因此也有“史迹和文化宝库”之称。
这里也是东京最著名的赏樱圣地和博物馆美术馆聚集地。
苗文华借自己受省市双重管理的机会，将方案上呈给新任市长李德新。
1926年9月1日，32岁的李德新，刚刚接替奉天市第一任市长曾有翼的职务。
此前他协助曾完善市政设施，熟悉当时的市政建设状况。
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李德新，对长野公园建设，更是早就了然于心。
苗文华的想法和李德新不谋而合。
惺惺惜惺惺，身份不同理想相近的年轻人，走到一起。
李徳新民国十二年（1923）归奉不久，便上书条陈市政，娓娓十数万言。
很快，他上呈扩展北陵为公园的计划。
皇陵从来都是王权的禁脔。
大清律例：经皇陵不下马者杖一百，盗伐仪松者斩。
1894年，沙俄修建东清铁路长春至大连支线。
铁路压入昭陵青桩界内，横穿于盛京北与昭陵之间。
清廷皇室炸了：这是截断大清的“龙脉”啊！
然而，沙俄罔顾孱弱清廷的激烈反应，执意从陵区穿过。
1912年，清廷逊位更无力顾及盛京祖陵。
此时，北陵禁地管控，由奉天的三陵衙门档房负责。
为弄点银子，“昭陵青桩界内附属禁地荒甸，除勘留明堂禁地，其余白桩界外荒甸一律招佃，酌量垦种。”
昭陵设红白青三道桩护界，红桩设风水墙外，白桩在红桩外，青桩最外，以视不同保护级别。
大清亡国，皇陵褪去了往日的森严。
陵内美伦美焕的古建和繁茂参天的古松，吸引各界人士的到来。
民国元年(1912)，昭陵的守护大臣徳裕曾经向奉天总督递交咨文。
提到有外国人入陵园肆意打枪喝酒。
昭陵系属禁地，前往瞻仰游览理应敬畏，洋鬼子打鸟喧哗是为大不敬。
民国不是大清，前朝皇陵封禁再难生效。
昭陵在人人欲去的背景下，辟为公园已然是大势所趋。
昭陵有近三百年历史，数千棵古松及众多古建，开公园不失上佳保护手段。
1923年6月6日，张学良被任命为奉天省城市政总办，负责奉天管理与规划。
但北陵变公园之事，张作霖的意见至为关键。他是地方首脑，更曾是满清臣子。
1927年3月，李德新递交呈请扩张市区及北陵公园计划的报告。
“若能保存原有之状态而参以近代的要素以经营之，则异日完成，不第东亚唯一之公园。”
“东亚唯一”宏伟构想，打动了张作霖。
此事不啻一颗炸弹，投向满清遗老。
皇陵变公园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
孤臣孽子反对声蜂起，清室驻奉办事处最先跳出来抗议。
当局出于保护陵寝、盘活景观、节省土地资金多方权衡，认为利大于弊。
入陵查勘很快发现，由于三陵衙门乏力，陵区殿宇毁坏严重，仅重葺工料费就需“一万五千四百九十四元零一分五厘”。
守护大臣三多，监守自盗，将昭陵大鼎搬回自家，拆毁昭陵冰窖用建私宅。
李德新喟叹：“长此以往殊非保护名胜之道！”
面对此景，孤臣孽子彻底闭上了嘴。
1927年5月，封禁的皇陵向市民开放。
随着公园系列管理制度和修建的推进，李德新发现自己“实属不敷开支”。
“北陵公园向用油灯，前为防范火险保护古迹起见，曾拟一律改用电灯，呈奉钧署核准追加预算在案。”
1908年盛京就用上了电灯，北陵还用明火！他只能向省长伸手。
1928年，北陵公园安上了电灯。
51根电线杆，81盏灯，陵内古建裹上层防火衣，游客也更方便了。
为管理和沟通，市政公所还于民国19年（1930）在北陵安设了电话。
据《三陵档案》记载，在北陵安装电话花费现大洋一千多元。
算得上是一部天价电话，要知道，那时一亩好地价才150大洋。
尽管，当时的“奉洋”是响当当的硬通货，可新建之市用钱地方太多了。
翻翻李德新1927年9月会议纪要，可以看到：展宽马路、上电车、自来水、公厕、工业区⋯⋯哪方面都要用钱。
奉系关内战争让钱紧得喘不过气来，但事关北陵公园的请款却常得批准。
城市公园独特功能与地位，在人心中是其它事情不可替代的。
那会北陵虽划入市区，但距离稍远，且陵前道路也低洼不平。
奉天市政又向省府呈请修筑陵前马路。
“亟应修一汽车路，以利交通，而壮观瞻所。” 李德新写报告申请款项。
北陵路及连通东陵与北陵公园的公路很快开筑完成。
城市随路长大，筑路虽耗资巨大，但便利了市民，也推动近代沈阳的升级。
1929年5月30日，由张学良主持的“第十四届华北运动会”在北陵举办。
近两千各路英豪汇聚，赛罢大赞北陵优美蕴藉的文化底色。
就在一个月前，奉天已正式更名沈阳。
新名意味着新生。刚刚通电宣布东北易帜的张学良，案头摆着北陵公园扩建计划。
看到靠近市区一侧无碍景观处规划的运动区域，少帅很是兴奋。
当时欧美公园都建有专门的运动区。
奉天日本人建的千代田公园（中山公园)就有田径、游泳、棒球和儿童运动场馆。
体育壮民强国，是民国一代人的心结。
北陵公园规划有田径场、游泳池、足球场、棒球场、儿童运动场及高尔夫球场。
这正合张学良办运动会的心思。
1929年10月，北陵（东北大学旧址）又办德日中国际邀请赛，这次启用耗资30万元的奉天体育场。
此次特邀日、德国家队选手，让中国健儿与强手一试雌雄。
备有水泥看台的马蹄形运动场，可容万名观众。由于工期紧张，直到开幕才完工。
那个时代，为摆脱积贫积弱，公园承载着太多的东西。
国内唯一的皇陵公园，是沈阳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最好的名片。
李德新经营“伟大公园”的计划，更得少帅复函赞同。
“除东南隅东北大学原占地基五百余亩不计外，该公园面积为12方里4分，按每方里为540亩计算，计核总面积为6696亩。”
这相当于今天北陵公园的1.4倍。
北陵公园开放初，属市政和省警务处共管。
1930年，李德新请缨归市属管理：“为免除误会，分清权限，以符省令计，理合呈请钧府根据原案转饬警务处，北陵监视员一职速即撤回。”
省政府核准：“该处拟将北陵一切事物及公有物品一并移交市政公所接管，并将驻在该陵之监视员撤回，核属可行，应准照办。”
该职位撤销后，北陵公园的管理权限全部归于沈阳市。
苗文华三年北陵管理员使命，也结束了。
1931年日军占领沈阳，北陵十年扩建蓝图化为硝烟，而苗文华随东北军开赴察哈尔。
一个时代塑造文明、教化国民的公园潮，已渐行渐远。
而北陵公园保护历史遗产的独特样本，至今仍散发光芒。
今天的人随时漫步公园，享受惬意。
少人想到，公园梦还经历过如此艰难和曲折。
参考文献：
《全国都会商埠旅行指南》、《北陵志略》、《文史资料精选辑》第十七辑、《盛京时报》、《沈阳通史》、《近代沈阳城市公共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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