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想不通为什么中国这么早进入无神的世俗社会，这是因为当青铜器和铁器的技术流落到世俗间，神就失宠了，这就是中国较早形成无神论思想的原因。
追求实用和空想并不冲突，空想也不是宗教社会特有的品质。宗教是空想的结果，而不是反过来的有宗教才会空想。
地球上每个地区都有各自的地理局限，科学进步的基础是各地区长足的交流，因为科学是基于事实（现象）的空想。
石器青铜器铁器的迭代，是生产技术和战争技术进化的缩影，其代表人类改变世界的能力的进步。
在石器时代，宗教是能动员大多数人口采取违逆“天性”的生活方式、并长期保持为制度的唯一力量，自然所有的文明在早期都会存在宗教主导阶段。
那些宗教凝聚力不够的部落，要么被文明化农业社会赶走，要么被早期宗教文明吞并，根本就没有资格被文明人记录为历史。
受限于改造世界的技术（包括生产技术），早期人们的生产生活容易受到自然界的影响，因此神的形象为“自然神”而不是上帝（“人格神”）。“自然神”主导风雨，常常事起无端，没有对人的关怀。在日常生活中，当时的普通人遵守祭司转述的神谕，而不是来自世俗政府的法律。早期苏美尔人如果遇到纠纷，神庙就是法院，祭司就是法官，占卜和神谕则是终审判决。中国古神话中司法源于尧舜禹时期的大法官皋陶：“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
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各个早期文明相继进入青铜时代。
青铜武器和马车（包括马）的价格都非常“合适”。既没有昂贵到无法批量生产，也没有廉价到人人拥有。这意味着职业军对可以不依赖祭司集团的支持，自行解决对外战争和对内镇圧问题。神权社会因此遇到了两难境地——不组织新型军队，就会被外部压力消灭；组织了新型军队，就会被反噬。总之，祭司和他们控制的民众不是向其他城邦的军对投降，就是向本城邦的军对低头，无论哪一种选择都意味着世俗政权的出现。
公元前3000年，与人类进入青铜时代几乎同时，楔形文字出现了。文字的出现结束了“空口无凭”的时代，档案记录了物资和历史，让命令可以在不同的人之间精确传递，让已经达成的承诺有据可查。这让分层管理和精确的计划成为可能，也让管理者能够考察不熟悉的下属，官僚机构因此第一次成为可选的组织方式。发明文字的神庙随即培养雇佣了第一代纯粹处理行正事务的技术官僚——书吏。
书吏不一定要要兼任祭司，不需要有坚定的信仰，也能像过去的祭司一样管理生产，也能征税并组织公共工程，甚至还做的更好一些。中国古代传说称“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似乎讲述的就是书写对生产的促进，以及对神权的打击。
军事贵族很快发现了技术官僚不依赖于神权的特征，迅速地把官僚机构纳入自己的麾下，雇佣纯粹的世俗官吏来管理社会。到了公元前2300年左右，苏美尔王宫的规模已经压倒了神庙，开始接手社会日常管理工作。类似的，公元前1600年左右建立的商朝拥有文字和青铜，自立国起就有强大的王权。
虽然消灭了旧的神权政府，但成功的军事贵族集团还会在世俗统治机构内部保留一部分的宗教神话和氏族体制。《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即军事贵族和宗教的结合足以稳定政权。只是这一次神的世界有所后退，普通人再也不能直接和神打交道。国王和大贵族成为神灵代理人，以半神的身份进行统治。在青铜贵族统治的周朝，王获得了“天子”的身份，“受天命”身份管理国家，垄断了和神交往的权利。两河流域有巴别塔的传说，中国有“绝地天通”的神话，都是在描述这个神灵撤回天上的故事。
除了军事统帅和首席大祭司，周王还是所有贵族的族长，利用古代氏族的权威来占领道德高地。至于其他贵族之间，可以用源于上古圣贤的“礼”制来约束行为，避免军事贵族动辄使用暴力来解决矛盾。只是“礼”的适用范围到最底层的贵族“士”为止，所谓“礼不下庶人”是也。因为再下层的属民和奴隶没有青铜，可以用暴力迫使他们服从秩序，就不必多客气了。在这个半神的时代，神保佑的文明只会覆盖装备青铜、懂得书写的社会阶层。
如果金属工具足够廉价，就不会只有贵族才用得起。一旦村里也有了铁匠，即便不依附于贵族，农民也可以自行用铁犁翻开坚硬的土地，各行工匠也不必一定要留在贵族的私家作坊里，可以带着钢铁工具到处去施展自己的手艺。从此，家庭是最基层的独立经济单位，只要国家能直接向家庭征税、征兵，就能从平民中组建强大的军队，扫平各路诸侯。青铜贵族因此成了多余的阶层。在中国，这意味着统一的帝国取代分裂的贵族领地。试图拯救青铜时代“礼乐”的孔丘去世还不到三个世纪，秦始皇就消灭了所有旧时代诸侯，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设置太守。此后郡（州）县制一直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就算是长城外的蛮族军事集团夺取了政权，也会放弃原本的军事贵族分权制，转而用中央任命的官僚去管理地方。
至此，文吏集团已经代替了所有祭司集团的职能，解释世界的权利由神职人员转移到世俗文人。因此神逐渐退化回原始的“自然”形象。“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老子虽然没能说出“道”是什么，但“道”已经是“象帝之先”，人格神的失去“最高的、本源的”的地位。此后，随着世俗权利的继续扩大，中央政府如不能缓解统治阶级之间和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有大问题，于是“王道”取代了“天赋”，成为政权自洽性的最重要部分。
说完中国世俗社会思想的成因之后，再以天文学史为例讲科学是如何诞生的。
随着古希腊的没落，欧洲在长久的时间里没有像样的天文学研究。在欧洲从中亚继承系统的的天文学之前，天文学就在亚欧大陆的中部和南部发展了很久，其中一个和中国古代星相学联系颇多的地区是印度。
印度天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自成体系，但不等于孤立闭守。无论从海路和陆路看，印度都处于东西方之间，所以它很早就通过陆上或海上与附近国家进行商贸。科学文化也随之传播。
据研究，印度天文学与古巴比伦天文学有许多相似之处，在印度南部泰米尔的文献中，发现不少巴比伦的算术和代数的数学方法。
希腊对印度天文学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公元后。希腊托勒密的阿拉伯译本由印度人译成梵文。一些著名天文学家，常常在著作中使用希腊的星名以及专用术语。与此同时，印度的《二十八宿图》也传入希腊。
中世纪的欧洲只有断断续续一点点的研究，相比之下阿拉伯地区却建立和发展了各种天文台，创办了真正的天文学校。阿拉伯地区的天文学从十八世纪下半叶开始，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进行批判分析，十一世纪后不断发展托勒密模型。
然后欧洲在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觉醒，国家之间的接触导致阿拉伯科学传入西方。再之后就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故事了。
欧洲之所以发展出现代的天文学，最重要的原因是亚欧大陆各个文明板块之间长足的交流。在科学理论极大丰富以前，每个文明的技术水平不是取决于自己的研发或者积累，而是取决于你是否能和大范围的其他部落进行间接接触，这也是一种缓慢的全球化。在科学史上，“理论指导实践”是工业革命后发生的事情，此前的科学发展最主要依赖经验的累积。
东北亚部落迁徙到美洲之后，白令海峡很快就重新融化了，所以美洲人等于被隔绝在欧亚非大陆之外，同时内部交通不便，交流困难，所以技术发展慢于欧亚大陆，是进入农业时代晚了那么几千年的原因之一。
文化是社会的集体世界观，是一个群体的生存之道。文化是思想的产物，一定的思维模式创造一定的文化。文艺复兴的欧洲思想家首先是个欧洲人然后才是思想家，他们的文化土壤是一神论的欧洲，故有其特质，尤其地域和历史的局限。我们应当看到，从文艺复兴至今，随着历史的发展，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只要它是科学，就一定会剥离地域文化的特质。也就是说，只要一个知识是科学的，那么他必然不是上帝的，因为科学是解释全世界的，而上帝只是部分人的上帝，我仗剑挟酒也有我的潇洒，不需要神给我赐福。
参考自：
[1]https://www.zhihu.com/answer/76240873
[2]https://www.zhihu.com/answer/61696615,https://wk.baidu.com/view/96359d6fff00bed5b8f31d61.html，
[3][法]让-皮埃尔.韦尔代 《思考宇宙》
[4]https://www.ixueshu.com/h5/document/f267f79ab3f08323318947a18e7f93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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