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代科学诞生在西欧、不在中国？（中）

基督教和儒术怎样影响科学发展

骆远志

三 现代科学的要素

与中国传统学术相比，现代科学有一些明显的特点，但中国知识界经常视而不见，所以讨论不足，理解也远非透彻。这一节挑选其中三个要素，探讨它们的作用和历史渊源。其中两个是科学的思想特征，另外一个是科学家需要的言行和决策方式。这三点都非常重要。如果任何一个缺失，现代科学就不可能健康发展。

第一， 现代科学不但探索现象背后的规律，而且探求规律背后更深、更广的规律。它无尽地追求理论的统一和完美。

第二， 现代科学以真实和理性为准则，永不停歇地探索世界。

第三， 学术界内部的意见表达与决策，必须以科学精神为原则。这个精神的权威超过任何人的权威。科学精神包括真实、诚实、理性等。

本节对比基督教和儒家思想怎样对待现代科学的这三个特点。审视历史，不难发现基督教催生和培育了现代科学的这些基本要素，而儒家思想与现代科学有内在的冲突。

1. “形而上”思维

现代科学与中国传统科技的最明显区别，就是前者有非常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的内部逻辑严谨，理论统一，层次分明。对外适用范围广泛。牛顿的物体运动学就是例子。它把世间万物的运动，都归纳成简单的三个基本定律。其他领域的专家又可以根据这三个定律，发展出在土木建设、枪炮弹道研究、天体运转，等等各个分支领域的理论，形成专业体系。而在中国传统科技里，却找不到这样的理论体系。比如作为中国古代科技的代表，北宋李诫编写的《营造法式》，实际上更像一本建筑实用手册。书中规范了多种建筑做法，却基本没有抽象的概念、定律、理论体系等。中国古代科技，一直没有发展出严密而抽象的理论框架。

现代科学的精深理论，从来不是轻易得来的。以物体运动学为例，亚里士多德认为，“力保持物体运动”，似乎解释了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现象。十四世纪时，人们开始知道空气阻力和摩擦力的存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不再让人满意。于是法国神职学者布里丹发明了“冲力理论”。他认为，物体被推动后，“冲力”传到物体中，所以物体运动，但阻力会慢慢抵消冲力，所以物体最终停止。冲力理论还是认为，力是保持物体运动的原因，但可以解释各种阻力的作用，比亚里士多德更进一步。17世纪初，伽利略意识到，力改变物体运动的速度，但保持速度并不需要力。笛卡尔提出，“如果没有力，物体保持运动”和“如果没有力，物体沿直线运动”两个结论。人类开始懂得，力不是运动的原因。17世纪末，牛顿陆续提出了他的三大运动定理。于是，大家熟悉的牛顿运动理论才成型。从布里丹到牛顿，历时近400年。这期间，很多学者提出过各种各样的相关理论和想法，这里只列出其中最出名的几个。那么多极端聪明的人，耗尽一生的精力，跨时空相互深入交流，钻研远离现实、非常抽象的物体运动理论，才使它的逻辑越来越严密、潜在适用范围越来越广。

但科学并没有停留在牛顿体系。二十世纪初，人们发现牛顿的理论不适用于接近光速运动的物体，于是爱因斯坦发现了狭义与广义相对论，超越了牛顿。但不久后，人们又发现，在极端微小的原子内，相对论不适用，于是普朗克和玻尔等人又提出全新的量子理论。但量子场论和相对论不兼容，于是物理学家们正在努力研究“万有理论”（Theory of Everything），希望概括相对论与量子场论。现代科学不懈地追求逻辑上最基本、涵盖最广、表述最简洁的极致理论。这种追求永无尽头。

中国科技史界讨论中国与西方科学发展的差别时，经常强调现代科学与实践的紧密联系，却严重忽视现代科学对理论精深的追求。但东西方的先哲们早就懂得，人要理解世界，就必需追求极致的理论或思想框架。最著名的是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四世纪撰写的名著《形而上学》（Metaphysics）。简单地讲，他在书中论述了思想理论的体系与层次。“形而上”就是指在研究世界时，追求最根本的理论。有意思的是，亚里士多德把他的这种“哲学的哲学(First Philosophy)”也叫做“神学”(Theology)。他认为宇宙运动的第一推力来自神，人理性地深究世界，到了极致，就会需要神，发现神。

中国远古的《周易》说，“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就是说，思想抽象程度有高低之分。人的思考由抽象到现实，就会想到具体的事，这种思维方式叫“形而下”。人的思考由具体到抽象，就会想到道理和规律，就是“形而上”。《周易》把世上万物都归结成阴阳，就是一种“形而上”的思维，虽然这种归纳比较粗浅，思想水平远低于现代科学。近代的中国学者，把亚里士多德的Metaphysics翻译成“形而上学”，真是神来之笔。

i.中国科技缺乏“形而上”的思维

既然中国古人那么早就懂得“形而上”思维，为什么中国后来的科技发展会在这方面如此落后？根本原因是，儒家思想从最开始就是这样设计的。汉以降的2000多年里，儒家是唯一的官方学说。它明确规定，“忠”是个人思想上的最高原则，“治”是社会理想的最高目标。通俗讲，忠，就是人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皇帝；治，就是天下的老百姓服帖，让皇帝省心。为了这种意识形态不受挑战，就要斩断国人的“形而上”思维，因为形而上思维的本质，就是个人自主探寻最高目标与原则。儒家懂得，如果人们自主思维，得到的结论一般不会是“忠”与“治”。

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儒家还没有成为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时，孔子的传人荀子在《天论》中写到，“大智在所不虑。…所志于地者，已其见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于阴阳者，已其见和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也”。大意是，聪明的人懂得什么不应该想…懂得大地，目的就是安排农事，（不要想得比这更多更深了）…懂得大道理，就是为了“治”，大事留给政府管，个人只要守住自己的本分。《天论》还说，“唯圣人为不求知天”，意思就是“最聪明的人懂得不寻求知道天道”。这样的指导思想，要求个人不要想得多、不要想得深，自然阻碍任何思想探索，尤其是形而上的思维。儒家哲人阻止老百姓深入思考的根本原因，其实说出来也很简单。“忠”与“治”，都是从一人一姓的角度看世界，是为了一人一姓权力和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人们没有限制地深入思考，谁又会自然想到把自己和民族的全部所有，去贡献给那个指定的一人一姓呢？

思想控制，当然不会只有劝说，还要有严厉的刑罚。儒家大师们很早就懂得这点。战国时期成文的儒家经典《礼记 王制》中说，“析言破律，… 执左道以乱政，杀… 言伪而辩，杀… 假于鬼神…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大意是，深入分析、违反规矩的人，… 思想不服帖的人，… 言论违规又要辩解的人，谈论鬼神迷惑大众的人，…要杀掉。… 对上述这些人，一律正法，不允许他们申辩。这个严酷的策略，不只是说说而已。后来的历代政府都付诸实施。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汉律》中就规定了“执左道”、“造畜蛊毒”、“造厌魅”、“妖言妖书”等有关言论和思想的罪名，并以“左道”之名杀过很多违背儒家经典的人。隋唐时期，就把“不道”罪列为“十恶”之一。《大明律》中又规定了“师巫邪术”的罪名，灭杀了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左道异端。清朝《大清律例》中也规定“邪教惑众，照律治罪”。现代中国又有了林昭、遇罗克等人因思想言论被杀。

试想，假如布里丹、笛卡尔、牛顿等人，当年生活在中国。他们都否定了古代圣贤亚里士多德，当然也不会遵循儒家经典，所以就是“析言破律”。他们要毕生钻研，提出各种学术假说，其中绝大部分是不对的，也没有实际用处，当然就是“左道”和“言伪而辩”。这几位又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研究科学的最高目的是接近神。为了科学，他们形成了跨国界、跨世纪的“物体运动学界”，隔时空交流，并把新见解发布给社会，所以也是“假于鬼神…以疑众”。如果在中国，他们早就被杀了。

过去2000多年里，中国朝代更迭，但儒家意识形态一脉相承，所以敢于思考的中国人被残酷淘汰。没有被社会抛弃的人，早就习惯了自我限制思想，主动砍断自己的形而上思维。比如，明朝时基督教传教士利玛窦与徐光启联合翻译了古希腊欧几里得的名著《几何原本》。但这部人类历史上的数学经典，并没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引起多大反响。当时的读书人，都被训练成了口中念着“忠”与“治”，心里想着科举和做官的儒生。他们读书一辈子，不是憧憬思想，而是为了做官。无论《几何原本》里面的思想多么伟大、多么充满智慧，他们也不感兴趣。现在有人认为，现代科学诞生在西欧，是因为西欧人得到了古希腊与罗马的古典科学与哲学知识。科学没有在同时代的中国诞生，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得到这些知识。这种观点试图为儒家对思想的钳制开脱责任，明显不对。看看《几何原本》翻译版在中国的遭遇就懂了，即使当年中国人得到古希腊经典，也会丢在一边，不予理睬。

图5：中文版《几何原本》中的插图。图中是利玛窦和徐光启。原书由欧几里得写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利玛窦和徐光启于1607年从拉丁文版翻译成中文。

ii. 基督教鼓励“形而上”思维

a. 基督教本身就是“形而上”

为什么基督教文化圈里，现代科学在“形而上”方面做得这么好？因为基督教不但允许，而且强烈鼓励、要求教徒们有“形而上”思维。基督教思想体系，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形而上”模式。《旧约》把神的要求化作详细可操作的律法条文。而之后几千年里，信徒们在生活中的所有事情，都要运用律法应对。经历过继承等民事法律程序的朋友们应该有体会，利用法律条款，就是把具体的情况与行为概念化、抽象化，然后与条文锲合，这就是一种“形而上”思维。《旧约》的信徒们也一样。千百年里，他们大量运用律法，于是全民练习、实践了“形而上”思维方式。另外，几千年来，传统犹太人对孩子的教育，主要内容就是律法。孩子们从小在课堂上学习什么样的具体行为适用于哪一条律法、以及背后的道理和原因，也就训练和培养了“形而上”的思维能力。

在耶稣之前，摩西律法已经成长和成熟，发展出规模宏大、体系完整的《犹太法典》。通过一千多年的实践，人们更深刻地理解了律法和律法背后的精神。于是耶稣在律法的基础上创新，提出了革命性的观点。他归纳了律法背后的公平，正义，真理，希望等原则，又在这些原则之后，看到了更深的精神，就是爱。耶稣把律法一步步深入归纳，最后总结成爱，就是“形而上”的过程。耶稣认为，这些原则和精神，比律法本身更重要。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环境的变化，具体的律法会失效，但这些原则和精神不会。于是基督教就诞生了。在基督教里，“神就是爱”。从《旧约》到《新约》，神，从律法背后的拟人形象，升华成了“精神”。从而，基督教比犹太教更进一步，完成了彻底的“形而上”过程。

关于耶稣代表的思想和信仰革命，一个通俗易懂的解读，就是首演于文艺复兴时期的1597年、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创作的《威尼斯商人》。其中的高利贷商人夏洛克，代表不接受耶稣《新约》、死守法律条文的犹太教徒。而剧中其他主要角色都是基督徒，每个人心中都有爱，包括爱情、友爱、仁爱等。男主角巴萨尼奥爱着女主角波西亚。第二男主角安东尼奥出于友爱，为了帮助男主角追求女主角，向夏洛克借高利贷，签了合同，如果违约，愿意陪一磅自己的肉。后来安东尼奥违约，夏洛克坚持按照合同、要割安东尼奥身上的一磅肉。生硬地按条文行为，虽然合法，却是何等野蛮！剧中的基督徒们像耶稣一样，并没有抛弃合同，因为合同有正当性，但也没有简单地顺从合同的文字，因为那样太残忍。于是在爱的驱使下，他们运用智慧，提出合同没有写安东尼奥需要流血，所以夏洛克割安东尼奥肉时，不许流血。夏洛克做不到，只能放弃。最后，好人皆大欢喜。夏洛克羞愧难当，内心折服，抛弃犹太教信仰，皈依基督教。

b. 基督教选择拥抱理性主义

历史上，基督教比较顺利地接受了古典理性主义，包括形而上学。公元四世纪末，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后不久，中国人熟悉的《忏悔录》作者，古罗马的伟大哲学家，基督徒圣.奥古斯丁（354－430年），就明确反对教条主义地理解《圣经》，尤其反对完全按字面理解《创世记》。他的思想对后来的神学和哲学都有很大影响。大约一千年以后，到了中世纪中后期，西欧重新发现古典知识体系，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于是古希腊理性哲学回归。信仰和理性，看起来将有矛盾。这时，伟大的基督教神学家和哲学家，圣多玛斯·阿奎那（1225 – 1274年），登上了历史舞台。他的著作对哲学和神学的贡献都很多。通俗讲，他在神学的高度，把理性纳入了基督教正统思想。他认为“神有理性”（Reason is found in God），“任何能使人类认清真理的智慧都是神给的”[1]。也就是说，基督徒可以尽情地拥抱理性、探索科学，而不用担心因此违逆神。罗马教廷勇敢和无私地接受了阿奎那的理论，意味着教廷将接受符合真实与理性的新观点，随时准备修改旧教义。

普通教徒或教会，不需要阿奎那的理论，只跟随《圣经》的直白表述，就接受了理性思维。比如《旧约 以赛亚书》里就有“神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2]。神要人们思考，组织观点和语言，与他辩论，就如同一位睿智的父亲，激发孩子有自己的观点，然后鼓励他表达出来。因为通过这样的交流，孩子可以成长，理解更多的道理。基督教会的主流认为，人思考，理性探索，就是在与神交流，可以更好地接近神。教廷在阿奎那之前也包容和资助过理性知识的传播与探索，比如在卡洛林复兴时期，教会建立学校，支持学术探讨。自阿奎那以后，教廷的思路就更清晰，努力就更大。实际上，从中世纪到现在，西欧神职知识分子们，以及一般的大众，都认为人要读好两本“书”，一本是《圣经》、另一本是真实的“自然”。主流基督教思想是，两本书都是神给人的，它们不可能有矛盾[3]。

文艺复兴时期，西欧社会从教皇到普通教徒，早已摒弃了教条主义地理解《圣经》，并全面接受了理性主义。亚里士多德被教廷和社会大众同时尊为哲学和科学权威。基督徒们认为，古典知识是先哲们读神的第二本书“自然”时获得的真知灼见，也是神给人的，基督徒当然应该学习和利用。基督教中的思想精英们懂得，要向耶稣学习，用智慧和勇气探索世界，跳出《圣经》狭隘的字面意义，全力追求和理解文字背后更深更广的精神。如此思想自由的氛围，造就了一大批革命性的科学巨匠，包括哥白尼、伽利略、维萨里、达芬奇等。伽利略在1615年写给美第奇大公夫人的信，深入解释了自己的科学研究背后的思想，后来成为科学史上的重要文献。他在信中说，圣经的阅读者经常犯的一个严重错误就是“停留在圣经的字面意思，而不深入理解。”[4]

在中世纪后期的西欧，理性主义与基督教合流，强烈地推动了基督徒科学家们的“形而上”思维。以牛顿为例。他一辈子都是狂热的基督徒，研究科学的最高目的就是理解神。他坚信，在表面上纷繁复杂的宇宙万象的背后，有一位智慧的主宰。就像一个睿智的人做事情总有大原则，不会杂乱无章，神造的天地，背后一定隐藏着神的智慧和完美[5]。当看到苹果落地，牛顿不会只研究了“苹果怎样下落”就停止，因为这对理解神的帮助太小。如同孩子热爱远方的父亲，得到父亲的一封信后，孩子不会只注意信的一部分、或字面意思，而一定会通读全信，努力从字里行间揣摩父亲的目的、心情、状况等。孩子的目的不只是理解这封信，而是理解信背后的父亲。牛顿就是这样的孩子，他爱的父亲就是神。他要以理性主义为手段，在具体的科学规律中找到背后统一的规律。牛顿把这种终极规律看作神的意志，所以非常重视。追寻终极规律，就是他研究科学的目的。

《新约 罗马书》说，“（对神的）盼望不会让我们失望”[6]。对神的信念没有让牛顿失望。他从苹果落地的狭隘现象开始，“形而上”地追溯，发现了适用于宇宙所有物体的“万有引力”理论。当时西欧几乎所有的科学家，比如笛卡尔、伽利略、布里丹等，都和牛顿类似，都认为自己首先是基督徒，然后才是科学家。对耶稣的追随是他们科学研究的原动力，他们因之硕果累累，对神的盼望也没有让他们失望。如耶稣所说，“我就是道路、真理…”[7]，这些科学家的信仰让他们的科学探索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最终获得了重要发现。

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在基督教信仰的引领下，革命性的科学发展层出不穷，人的思想和社会本身都因此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很多中国人猜测，这些颠覆性的、让人应接不暇的科学新发现，很可能会摧毁有几千年历史的对耶和华的信仰。但事实并非如此。科学的快速发展确实冲击过一些基督教传统，但这些传统都是关于人的、并非对神的信仰。几百年以来的科学进步并没有否定宇宙的万物背后有一位智慧的造物主，所以教廷认为，“在基督教信仰与理性之间，不会有真正的冲突…每项科学研究，如果真的遵循科学方法和伦理，就不会与基督教信仰有矛盾”[8]。

回顾中国科技，比如北宋的《营造法式》，它的编制人员的目的就是“造房子”。从他们的角度看，探究建筑方法背后的物理或几何理论，没有什么意义。再比如中国古代的数学高峰，汉代的《九章算术》，目的也只是服务实际生产生活中的应用算术问题。它采用问答形式，直接明了。而更深的抽象数学概念、定理、或理论框架，对于它的目的，完全是多余和累赘。历朝历代、各个领域的中国科技人员都类似。他们没有神的概念，所以不觉得“各种实用规律背后一定有更深的规律”，也不觉得“终极规律是神圣的，我要追求它”。在古代儒家科技人员的心目中，他们的科技只有外在的“用途”而没有内在的“意义”，所以他们没有理由或动力做“形而上”思考。他们就没有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中国的科技水平就徘徊不前上千年，现代科学也就没有诞生在中国。

2. 事实与真理

对于现代人，尤其是科技学人，真实的重要性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人们一般觉得，日常说话都应该真实，思想和理论就更应该了。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把真实作为判断言语和思想的标准，远不是人的天性。比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男人比女人有更多的牙齿。难道这么伟大的哲人，在作此定论前，就不能请太太张开嘴，数一数她有几颗牙？中华传统文化，也一直没有这个观念。比如商人用甲骨占卜，周人用蓍草筮卦。试想，两个商朝将军，大敌当前而有不同意见时，就用火烧龟甲骨，然后看甲骨裂纹的形状，来决定采取谁的意见，真实何在？逻辑何在？再比如，在中华文明成熟的晚清，在最高政治殿堂上，谈论关于国家最重要的国防问题，最懂洋务的重臣之一，林则徐，于1839年联合两广总督邓廷桢联名给道光帝写的一道奏折。原文如下，“夷兵除枪炮外，击刺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他认为英国士兵的腿脚伸屈不便！而更让人惊讶的是，一年之后，鸦片战争进行期间，他再次上奏，“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9]。他继续认为英国士兵腿不能弯，摔倒后，不能自行站起。他难道从来没有想到亲自去战场看看真的英国士兵？区区40年前的1978年，中国国家政治里最大的事，就是全国讨论“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当时不同意见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从最高层到普通老百姓，主流想法是，毛泽东思想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最后，邓小平用个人权威改变了辩论的大方向。至少到那时，中国还没有树立起“理论必须符合真实”的观念。

i. 真实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大多数中年以上的中国知识分子，其实心里都很懂得为什么真话、真实、真理，在中国社会里不被看重。比如在单位里，大领导一手遮天，没有人或规矩能管得了他。他有他的企图心、利益、和盘算。单位里的其他人不得不顺着他，什么事都要揣度他的想法，以他的立场为标准，而不能从客观的角度看。于是，真实就被权力压制了。从秦汉以降到今天，整个中国的大形势就和这样的单位类似。区别是，单位里的“权力压制真实”经常属于潜规则，大家心里懂，但平时都不说出来。而在国家、民族、和文化层次，它被定为原则、立国之本、宪法等，堂而皇之地要求所有人遵守。在两千多年的王朝时代，天下是皇帝一家的。国家对所有人的最重要要求，就是忠于皇帝一人一姓。现在，名义上的皇帝没有了，但社会本质还是类似。在这样的社会里，真实经常成为体制的敌人。比如，唐太宗逼父杀兄而得到皇位。他当然不想让天下人知道，当然就得掩盖事实。皇权与真实，就这样天生冲突。皇权成了社会最高原则，真话、真实、真理就必然受压迫。唐代的儒生们为唐太宗隐讳，历代儒家还奉他为贤明君王。儒家号称忠、孝、悌为最高操守，又要推崇唐太宗，为他遮丑，暴露了儒家的虚伪和自相矛盾。

权力越霸道，真实就越不重要。绝对的权力，泯灭真实。这样的价值观蔓延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当然也进入了科技领域。比如，让现代中国人非常骄傲的古代发明，指南针，只是东汉王充在《论衡》中提到，“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原文语焉不详，缺少技术、制作、和应用的关键点。后世也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指南针被广泛应用过。可能因为马克思曾经提到它[10]，1950年代郭沫若访苏，希望用这种指南针做国礼，“长中国人的脸”。但组织全国之力，还是没有复制成功。当时的结论是，即使用最好的天然磁石，磁矩也还是太弱，不可能用来指方向[11]。虽然发现做不出来，从那时到现在的几十年里，全国每一个学龄孩子还是继续在教科书中学到它，为的是增加民族自豪感。从当权者角度，让孩子“增加民族自豪感”，就是为了维护权力。所有上述现象，2000年前文献记录的粗略、2000年中少人问经、以及现代人发现不可行后还继续宣传，都代表民族心理对科技本身的漠视、和对真实的不在乎。

为了维护、巩固权力，忽视真实、忽视科技，在中国历史上是常态，例子比比皆是，远不局限于指南针。比如，清朝康熙帝严格限制了火器的研制，造成两百年后中国被蕞尔小国英国打败，根本原因就是清朝害怕汉人掌握火器，威胁皇权。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是从西方传回来的概念。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首先提出，中国古代有三大发明[12]。近代英国人李约瑟（1900-1995）大肆赞美了四大发明，才引起了中国社会的重视。在此之前，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在乎过这些古代科技。西方人的肯定，让当权者觉得政治加分，所以大肆宣扬，但是继续忽视这些所谓“古代科技”本身，包括不在乎它们是否真实。比如活字印刷术，史料仅见于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历史上没有被广泛采用。近代中国的活字印刷技术来自日本[11]。类似被追捧、但真实性可疑的古代发明还有很多，比如地震仪等。

儒家鼻祖，孔子，提出过一个总原则，“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13]，就是为地位高的人、自己喜欢的好人，遮掩事实。比如孔子在《春秋》里谈“狄入卫”，一笔带过，语焉不详。而左丘明的《左传》记载，北狄灭掉卫国，卫懿公战死，全国只剩730人[14]。孔子避谈这段惨烈的历史，因为他推崇那时的华夏霸主齐桓公。霸主的最大责任就是保护列国抵御外敌。卫国被灭，是齐桓公的重大失职。孔子宣扬“王道”，希望树立“王者无敌”的观念，就是“真正实行王道的好君主战无不胜”。他把齐桓公看成这样的好君主，但后者没有能保护卫国，所以孔子就掩盖这段历史。后代儒家尊孔，不但认同他遮掩事实，还发扬光大，造成中国几千年来的正史里假话连篇。儒家之前，中国也有尊重真实的知识分子，比如春秋时代被崔杼连杀三人的齐国史官家族[15]。“独尊儒术”后，这样的人就基本没有了。

儒家的“道”与“天理”经常和事实相矛盾，但儒家从来不像中世纪时的西欧基督徒那样“以事实和逻辑为武器，公开辩论，让对的思想自然胜出”，而是“讳事、杀人”。儒家经典《礼记 王制》明确建议，君王应该以思想言论为由杀人[16]。根据《荀子·宥坐篇》、《论衡》、《史记》等的记载，孔子在鲁国收徒讲学时，有位竞争对手，也是著名学者，名叫少正卯。孔子的三千弟子多次被他大量吸引走，导致孔门“三盈三虚”。后来孔子当官，几天后就杀了他。学生问孔子为什么，孔子说少正卯“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孔子的这五大理由，全都属于言论、思想、和号召力的范畴。通俗地讲，孔子觉得，少正卯的学说与自己的不一样，又有很多门徒和信众，所以就是威胁，就应该杀。更直接地讲，孔子赤裸裸地宣扬，你又聪明又能干，却不顺从我，就是罪，就要杀你。

东西方的先贤们都看得很透很远。耶稣和门徒们知道，自己传播的信仰可与真理共存，“在真理中欢愉”[17]，所以基督教包容和鼓励人们追求真理。孔子和弟子们也懂，自己的“道”与“天理”不能与真实和平共处，所以明确教导后代君王和君王的参谋们要“讳与杀”。而这样的儒术，就是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主导意识形态。近代以前，中文里甚至没有与今天的“真理”相对应的词。现在的“真理”，主要含义是“符合真实”。而儒家的“道”、“天理”，强调它们的重要和神圣，并没有“符合真实”的含义。汉语里“真理”一词，最早来自佛教，意思是“最纯真、最正确的道理”，没有“符合真实”的含义[18]。

ii. 基督教推崇真实

对真实的推崇，是现代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关键之一。这个原则来自基督教。在商朝人用甲骨占卜决定国家和个人的大事时，摩西就在《十诫》里告诉犹太人，“不许做伪证”[19]。就是在严肃问题上，不允许说假话。这适用于所有场合，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法庭上、教堂里、和工作中，当然也包括著书立说、发表理论、表达意见、评论别人的观点，等等。犹太人相信，摩西律法来自神，所有人都要遵守，包括摩西自己和历代犹太君王。所以，“不许做伪证”，在犹太人心里和社会里，都非常重要。

大约在儒学成为中国官方思想时，身在罗马帝国的耶稣继承和改革了摩西的信仰。耶稣认为，律法背后有更深层的精神。这些精神比律法更重要，而“真理”就是耶稣推崇的精神之一。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7]。《新约》又重申，人们“不要相互撒谎”[20]。“你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放弃虚假，并且对你们的邻居说真实的话”[21]。所以几千年来，说真话，是对每个基督徒的基本要求。哥白尼、伽利略、维萨里等在现代科学诞生中起关键作用的科学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明知自己的理论和发现会引起与其他教徒、专家、或教廷的矛盾，给自己带来不便，但还是选择继续做、并公之于众。基督信仰是他们勇敢追求真理的根本原因。

因为耶稣教导大家崇尚真实，所以有几千年历史的基督教社会，自然发展出了一整套容忍和鼓励人们说真话的机制。基督教把精神作为最高原则，与中华文化崇拜皇权的情况有根本不同，所以他们面对很多我们中国人不熟悉的问题。比如，基督徒们发现，即使诚心追求真相和事实，得到它们的过程也经常充满困难，昂贵、费时，并且结果可能模糊不清。所以他们很早就懂得，追求真相需要程序。于是他们就有了“正当程序”或“程序正义”的初步概念。比如摩西律法里就已经有多处隐含“律法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原则，并规定相应的程序保障。《旧约 申命记》里要求国王也在律法之下，要严格按律法办事[22]；要求要公正地对待弱势人群，比如外地人、寡妇和孤儿[23]；要求法官要对双方都不偏袒，只追求公正[24]；要求每个案件有多名证人，要对质，对作假证人要严惩[25]，等等。

《旧约》表明，犹太人很早就理解，正确判断一件事，要让不同的亲历者，以相互平等的地位，说出从自己角度的观察，然后由立场中立的局外人整合与评判。这个基本的程序设计，几千年来被不断完善，并被广泛应用到社会的多个领域。在现代法庭上，它被称作“对抗式诉讼制度”(Adversarial System)，就是对抗的双方都有各自的代理人和证人，他们每个人都平等地说出自己认为的真相，再由立场中立的陪审团裁决。在政治领域，多党竞争制的基本原理也是它。不同政党代表不同视角，而公民整体就是中立的评判人。中世纪时，这个程序在西欧学术界生根开花，发展成一种多观点理性辩论的模式，叫做“辩证法”(Dialectic)。它在现代科学的诞生和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卡洛林复兴时，西欧学术再起。同期，穆斯林多次入侵欧洲，占领了意大利南部、以及今天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一些基督教学者，在穆斯林占领的地区、或偏僻的爱尔兰，学到了古希腊和罗马的古典知识、以及伊斯兰的文明成就。这些人回到欧洲内地，被称为“经院派”，类似今天中国的“海归”。他们辗转各地，与当地的修士和贵族交流、辩论，这种状况延续了几百年。修士们的知识来自《圣经》，而经院派带来新思想，所以观点碰撞在所难免。那个时期战事不断，人们推崇骑士精神，学术辩论也类似。他们激烈辩论，仪式感强烈，如同骑士交战，只是武器不是刀剑。这种学术辩论方式，外力不介入、崇尚逻辑和证据、拒绝情感因素、不留情面、直至胜者在旁观者的心目中自然涌现，就是“辩证法”。现代西方学术界的争论，还是鼓励各派发表文章，借助证据与逻辑，不带人身攻击，外力不介入，就是这种古老辩证法的变种。而一般中国人头脑里的“辩证法”与此不同，是黑格尔初创的哲学分支，随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黑格尔用“观点的交锋”代替了“学者的交锋”。

总之，这个《圣经》里的议事程序---就是立场不同的每一个人，以平等的地位把自己的观点讲出来，然后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况下，由中立的第三方裁决---被广泛应用于基督教社会，却一直不能在中国生根。比如中国的法院，从古到今，双方都会试图用各种外力影响法官，最常见的是找同情自己的高官介入。在学术评审时，总有请评委吃饭、拉关系、送礼等。媒体上的讨论，永远有高层在背后定调。在短暂的北洋政府多党议会里，总有人大规模贿赂议员…。同一套程序，在不同社会里遭遇迥然不同的命运，背后的原因简单而深刻。它在基督教社会里盛行，因为人们发现它是最有效的获得“真实”的办法，所以觉得它公正，把它称作“正当程序”，认为实施它就是维护“程序正义”。它在中国不能生根，也是因为这点。一般中国人不崇拜神，心里没有“比任何人更重要”的原则。所以他们的最高目的经常是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通俗地说，就是希望自己被偏袒。但“真实与公正”不偏袒任何人，所以不受中国人欢迎。尤其是中国的权力者，他们当然也不信神，也是只要自己好，不管别人。他们敏锐地发现，“真实与公正”将侵犯自己的特权，所以就把“真实和公正”踩在脚下，当然也排斥这套来自西方的“正当程序”。

3. 学术原则高过任何人

i. 西方学术界的特点

一次与在国内做教授的朋友讨论学术界的现状，他激愤地说，“学术界应该是最民主的…”。其实这种说法不对，学术界的组织模式不是民主体制。哪个学术观点对、哪个错，不应该看支持者人数多寡。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以为学术界应该民主，可能因为他们觉得学术是好的，民主也是好的，所以两者应该关联。学术界当然也不应该是独裁制。比如在国际物理学界，并没有一个“物理学总书记”或“世界物理中心”这样的人或组织做最终学术评判。

现代西方学术界采用的是一套崇尚原则的权威体制。这个体制里的每个人，被要求心里崇拜同一套学术原则，包括理性、真实、诚实等，而不是任何人或人的组织。假如某个25岁、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推导出一套公式，证明伟大的牛顿“错了”、以前的所有理论都“错了”。学术界里的其他人，被期待以理性、真实、和诚实为原则，严格阅读和理解他的公式。如果发现他的理论有错误，就应该诚实地指出。如果他的逻辑和证据都正确，也应该诚实地指出。不应该因为他年轻没有名声、或他批评的先哲名声很大，而忽视、埋没他。这个例子里的年轻人就是1905年时的爱因斯坦。他在那年发表了多篇文章，包括狭义相对论，一举成名。

在发表意见时，学术界里每个人的权威大小不同，意见的重要性也不同。比如一个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过多篇文章的人，比另一个没有在顶级杂志上发表过文章的人，拥有更高的权威。所以，学术界内，不是人人平等的，也不应该人人平等。学术权威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比如一个人发表过很多顶级文章，但最近几年的发表量变少，他的权威也会下降。但是，无论一个人的学术权威有多高，也不如“理性、真实、诚实”等这套学术原则重要。换句话说，非人的学术原则地位最高，任何人的权威次之。这套原则的权威，不依赖某个人或组织，而是来自于人们对它的坚信(faith)。比如在1940年代，量子力学问世不久，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就是坚定的反对者之一。他的名声当然影响了很多其他学者，但物理学界并没有因此就摒弃了量子力学，而是对这个新理论的每个结论，都更小心地审评。最后，量子力学还是凭借自己的理性、逻辑与实验结果而被物理学界接受。爱因斯坦的学术权威非常高，但没有学术原则的权威高。

ii. 西方学术界脱胎于基督教

现代学术界的这套“原则的权威高于任何人”的体制，与基督教非常相似。基督教的神就是一种精神或一套原则。基督徒只崇拜心中的神。神高于所有人，所以基督徒永远把“现实中的权威”与“我心中的权威”分开。前者是人，后者是神。基督徒也尊重握有权柄的人，因为《圣经》要求基督徒“做一个好公民”[26]。但基督徒不崇拜自己的领导、领导的领导、直至教皇或国王。比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等，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都非常尊重罗马教廷，但知道教皇也只是一个人。所以他们不惧与教廷意见不合，狂热地追求真理，因为真理是神的精神[7]。

历史上，西方学术体制的源头就是基督教。西欧最初的学校和大学，比如著名的牛津大学、巴黎大学、罗马大学等，都是基督教会设置的。最开始，这些学校主要讲授神学，顺带讲授哲学。科学在当时被称为“自然哲学”，属于哲学。那时的学术界是神学界，就是资深基督徒讨论神的圈子，当然依照“神是最高权威，高过任何人”的原则运行。后来科学在学术界内部不断壮大，其所遵循的组织运行方式，继承了神学研究的方式，继续崇拜神对人的指教，比如“真实、诚实、理性”等，只不过不再提“神”的名字而已。比如在科学的幼儿期，科学还是神学的一部分，伽利略在天文学的新发现，就是由神学家贝拉明做学术把关的。贝拉明用神学学术原则裁判伽利略的科学研究，即使按今天的标准看，贝拉明也做得无懈可击。科学已经从神学与教会中独立出来，但未来科学的健康发展，毫无疑问地，继续依赖从基督教里带来的这套体制和原则。

iii. 中国人心中的王权，阻碍科学发展

a. 权力干扰学术

1955年，毛泽东在一次会议后向物理学家钱三强询问原子物理的问题。毛说，“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还应该是可分的，…”[27] 之后，中国的一些政治嗅觉敏感的科学家，把毛的这段讲话称作“物质无限可分”理论，并利用它在学术界展开政治斗争，口号是“批评科学领域的唯心主义”之类，实际是借政治领袖的力量，让自己在学术界晋身、夺权。在这个过程中，几位中国物理学家引用毛的思想，把当时世界物理学界已经发现的次原子粒子重新命名为“层子”。然后中国物理学界声称，“层子理论”是中国对世界物理发展的巨大贡献。当然，这个理论只在中国时髦，对世界物理没有什么影响。毛死后，它在中国也销声匿迹了。

很多人以为，权力干扰科研，只发生在敏感的文科、或重大工程领域，比如三峡大坝是否修建等，而没有意识到，权力早已渗入中国学术领域的每一个角落，即使与政治毫不沾边的原子物理也不例外。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现代、也不只在最高层，而是从古到今、在所有层次、所有领域。“干扰”这个词早已不适用了，因为它隐含着干扰者是外界因素，主体还拥有不受干扰的时候。在中国的学界，几千年来，权力是常驻的主宰，学术本身倒一直是奴婢。历史上，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科举制等，都是权力拔树寻根式地灭绝学术独立[28]。绝大部分中国学者，早就习惯了为权力做下人。比如在任何学术会议上，主席台上的人、最重要的讲话人，都不是真正做研究的人。任何学术出版物、讨论、评审、评比等，如果接到上级领导的一个指示，相应的决策、内容、人事等就会改变。现实如此，一些读书人就借势取巧，主动邀请权力介入，给自己制造晋升的机会。比如，1952年，年轻的科学家何祚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长篇文章《苏联科学界批判量子力学中的唯心主义观点》[29]，就是借苏联的例子，催促中国的政治新权力介入学术。得手后，他名利双收，青云直上。

b. 学术原则不彰

春秋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欧基督徒学者有一些类似。前者内心追随不管事的周王和“礼、乐”制度，现实中尊重本国的王侯。后者崇拜神，尊重教廷。东西方的学人都把“心中的权威”看得高过“现实中的权威”。这就是为什么春秋时还有百家争鸣，还有史官诚实写史，宁死不屈，像基督徒殉道士一样勇敢。秦汉以后，社会结构变成金字塔型。每个人都有一个领导，除了皇帝。收入、权力、地位、和内心的忠诚，都指向领导、或领导的领导。中国人“心中的权威”与“现实中的权威”重合，都是王权。于是，没有人再崇尚看不见、摸不着、也不会给自己带来好处的思想或原则。绝大部分中国现代学者还是这样，即使智商很高、留过洋、有过很好的成就，心里也不存在高过权力的原则。

这样的社会框架和人心状态，使得不懂学术的权力常态化地干预学术。而学术人也认同权力的干预，没有抵抗的能力或愿望，造成没有人坚守“真实、理性、诚实”等学术原则，当然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与传播就遇到困难。身处社会各个角落的中国人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比如学生说，“赛先生进不来中国”；专家说，“国家决策缺乏科学精神”；海归说，“中国在劣币驱赶良币”；教授说，“要当院士、就要先做院长或书记”；哲人说，“中国的学术界彻底官场化了”，等等。所有这些现象的本质都是一回事，就是中国社会和学术人，把人的权威看得高于原则，使得真实不能在学术界彰显，好的科研不能脱颖而出，坏的科研不能被及时淘汰。比如屠呦呦的成就得到了诺贝尔奖，却一直在国内被忽视。“层子理论”没有实质内容，却占据中国物理界几十年。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

中国人把权力当信仰、内心缺乏原则的特点，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可能大家都遇到过。比如，一位在国内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曾经问过我，“基督教新教里，到底谁是权威？我应该听谁的？”我说没有统一的权威。他很惊讶，不敢相信，说，“那不就乱了吗？”我说，“不会，就像世界物理学界里也没有统一的权威，不是也没有乱？”他半信半疑。大多数中国人觉得，如果权力不是金字塔型，人们的信仰不再是皇帝或国家，天下就会大乱。即使上过大学，甚至就在学术界工作，大多数人也没有意识到，学术界应该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威分离，学术原则高于人的权威。西方学术界这样运行了近千年，支持了文明的大发展，也没有“乱”，不是很好吗！

注释：

1. 阿奎那，《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 First Part of the Second Part, Question 109. 1265-1274, Retrieved 26 August 2006.

2. 《旧约 以赛亚书》1:18 (KJV) Come now, and let us reason together, says the Lord...

拉丁语经文Latin Vulgate: et venite et arguite me dicit Dominus…

拉丁字arguite: Latin, to prove, to argue, to allege

3. Edited by Ronald L. Numbers, “Galileo Goes to Jail and Other Myths about Science and Religion”, Academic Trade 2010, ISBN 9780674057418

4. Galileo Galilei: Letter to the Grand Duchess Christina of Tuscany, 1615

5. 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1687年 This most beautiful system of the sun, planets, and comets, could only proceed from the counsel and dominion of an intelligent and powerful Being ... All variety of created objects which represent order and life in the universe could happen only by the willful reasoning of its original Creator, whom I call the 'Lord God'...

牛顿，Optics, or, a Treatise of the Reflections, Refractions, Inflexions and Colours of Light, 1704, London, " For it became him who created them to set them in order. And if he did so, it's unphilosophical to seek for any other origin of the world, or to pretend that it might arise out of a chaos by the mere laws of nature”

6. 《新约 罗马书》5:2-5 “the hope of the glory of God…And hope does not disappoint us…”

7. 新约 John 14:6 Jesus answered, “I am the way and the truth and the life. No one comes to the Father except through me”

8.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Part One Section One Chapter Three Verse 159: Faith and science: "Though faith is above reason, there can never be any real discrepancy between faith and reason. Since the same God who reveals mysteries and infuses faith has bestowed the light of reason on the human mind, God cannot deny himself, nor can truth ever contradict truth. Consequently, methodical research in all branches of knowledge, provided it is carried out in a truly scientific manner and does not override moral laws, can never conflict with the faith, because the things of the world and the things of faith derive from the same God. The humble and persevering investigator of the secrets of nature is being led, as it were, by the hand of God in spite of himself, for it is God, the conserver of all things, who made them what they are." 

a. http://www.vatican.va/archive/ccc_css/archive/catechism/p1s1c3a1.htm

9. 盛文强，“洋人的膝盖不会弯？”北京晚报，2018年05月18日

10. Marx, Karl. "Division of Labour and Mechanical Workshop. Tool and Machinery". Economic Manuscripts of 1861-63.

11. 杨津涛，“教科书谈中国古代科技发明，常回避一些东西” 2017，

12. Francis Bacon, Novum Organum, 1620

13. 《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

14. 《左传 狄人伐卫》

15.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16. 《礼记 王制》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

17. 《新约 哥林多前书》13:6 Love does not delight in evil but rejoices with the truth.

18. 《词源》：真理，佛教指宗教教義，卽所謂最純真的道理。後泛指最正確的道理。

19. 《旧约 出埃及记》20:16 You shall not give false testimony against your neighbor.

20. 新约Colossians 3:9 Do not lie to each other

21. 新约 Ephesians 4:25 Therefore each of you must put off falsehood and speak truthfully to your neighbor, for we are all members of one body.

22. 旧约 Deuteronomy 17:14-20

23. 旧约 Deuteronomy 16:18

24. 旧约 Deuteronomy 19:15-21

25. 旧约 Deuteronomy 24:17-18

26. 新约 Romans 13:1 (MSG) Be a good citizen….

27. 葛能全：《钱三强年谱》，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第115—116页

28. 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卷一《明太祖论》“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

29. 关洪，“层子模型前后－关于声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物理学研究的案例分析”，中山大学物理系 http://www1.ihns.ac.cn/readers/060421.htm